【阅读】《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各章节个人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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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因此，本书试图回答这些“如何”（how）的问题，期望揭示当代贫穷叙事之下被忽视、被刻意掩盖的部分。

第一章回顾了工作伦理的起源。从现代开始，人们就希望它能一举多得：吸引穷人到正规的工厂工作，消除贫困并保证社会安宁。实际上，它的作用是训练和约束人们，向他们灌输新的工厂制度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服从性。

第二章讲述的是现代社会渐进又不可阻挡的过程：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相应地从工作伦理指导的社会到消费审美统治的社会。在消费者社会中，大规模的生产不再需要大规模劳动，于是，曾经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穷人被重铸为“有缺陷的消费者”。这使他们失去了有用的社会功能（实际的或潜在的），这对穷人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机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章追溯了福利国家的兴衰。它展示了前一章所述的转变——突然出现的以集体责任对抗个体不幸的公众共识与目前同样突然出现的反对这个原则的公众共识——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四章是关于所有这些的后果：以一种新的方式，穷人在社会上产生、并在文化上被定义。最近流行的“底层阶级”的概念被仔细研究，并发现它主要是作为一种“助力”工具，把各种不同形式和原因的贫困浓缩成一个低等人的形象。他们都有共同的缺点，因此呈现为一个“社会问题”。

最后，我们考虑了穷人和贫困问题可能的未来，以及是否有可能赋予工作伦理新的意义，使其更适用于发达社会的现状。是否可以借助传统的手段——那些为一个不复存在的昔日社会量身定制的手段——对抗和征服贫困？还是应该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比如“脱钩”生存权与出卖劳动力，把社会认可的工作概念扩大到劳动力市场认可的范围之外？以及，我们面对这些问题，追寻切实可行的答案的努力，究竟有多迫切？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它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定。

第一个前提是：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

第二个前提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道义上来说愚蠢又有害。

戒律的内容如下：即使你看不到任何（尚未得到的或不需要的）收益，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内隐的一个假定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通过工作可以获取相应回报，用以维持生活。

另一个内隐的假定是：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那些可以要求薪水回报的，可以用于交易的——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虽然简单，这却是工作伦理在我们这个“现代性”（modernity）社会中历史性呈现形式的总结。

被记录为“工作伦理引入之战”的道德改革运动，实质上只是试图在新环境下恢复工业化前人们普遍拥有的工作态度，但正是这个新环境使人们曾经的工作态度失去了意义。

工作伦理的幌子之下演化出一种纪律伦理：不用在意尊严或荣誉，感受或目的——全力工作就好，日复一日，争分夺秒，即使你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所在。

在过去，工人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

如同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言，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就目的而言，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来，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来。

工作伦理也把生产活动和人的需要分离开来。这形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悖论：“为增长而增长”。

工人参加暴动是因为他们“被教导只行动，不思考”。

这些渐渐被摒弃的评价标准中，首当其冲的是怜悯、同情和关怀。对受害者的怜悯削弱了人们的决心，使仁慈的人放缓了变革的步伐。所有阻碍或懈怠人类进步的都是不道德的，换言之，任何有利于征服自然这个终极目标的都是好的，“归根结底”都是合乎道德的，“长远来看”有利于人类的进步。工匠对于传统权利的捍卫，以及工业化前穷人表现出的对合理、高效的机械化工作体制的抵制，都被视为自然放置的障碍之一，意图延缓人类的进步。

凝聚了人类智慧的辉煌世界领路人（那些机器的设计者和使用机器的先驱）坚定地认为，只有发明家的创造性思维才能引领人类世界的进步。

让穷人和“不思进取”的人工作，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道德任务。

工作伦理是意义深远的道德教育议程中的关键项目之一，它为思想者和行动者设定的任务，构成了后来现代化的拥趸所谓的“文明化进程”之核心。

正如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se）总结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工作伦理是对“这些普通工人的传统主义”进行攻击，他们“依据一种固化的物质需求想象做事，这导致他们倾向于懒散，放弃通过更努力、更长时间的工作来增加收入”。传统主义“受到了诋毁”。

诚然，对勇敢的现代性新世界的开拓者来说，“传统”是个肮脏的词。它代表了工作伦理所反对的、道德上可耻的、应该被谴责的那种倾向：满足于当下和已经拥有的东西，不愿意付出任何额外的努力去获取更好的生活（事实上，是屈服于一个粗暴、残酷、令人厌恶、不可思议的外部制度）。在工作伦理发起的反对前工业时代穷人“传统主义”的战争中，工作伦理表面上的对手是“无欲无求”，但真正的火力（最猛烈、最残酷的），对准的是那些准工人的反抗心态。

长期的探索之后，这个方案终于被找到：工作（任何环境下的任何工作）是唯一体面的、道德的、可行的生存方式。

长期的探索之后，这个方案终于被找到：工作（任何环境下的任何工作）是唯一体面的、道德的、可行的生存方式。

在“大量减少”穷人的过程中，工作伦理的贡献是无价的。毕竟，工作伦理主张：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有了这样的道德准则，满怀善意的改革者可以宣布，社会向无收入者提供的援助应当符合“最小化原则”（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并认为这个原则是向更人道的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最小化”意味着那些依赖救济而非工资收入的人享有的生活质量，必须低于最贫穷、最悲惨的劳动者。

新济贫法还提供了一条明确、“客观”的准绳，用以区分：（1）可以被改造、可以被工作伦理接纳的人；（2）确实无法得到救赎，无论采用何种巧妙的、不择手段的措施，都无法榨取任何社会价值的人。

显然，杰里米·边沁没有区分不同社会机构（houses of industry）的制度：劳教所、救济院和工厂（以及监狱、精神病院、医院、学校等）。他坚持认为，无论这些机构表面上的目的是什么，它们都面对相同的问题，具有相同的关注：必须强制执行统一的、规范性的、可预测的行为模式，以约束五花八门、本质上不守规矩的囚犯。

工作伦理的推进激发了许多来自教会的布道，创作出很多道德故事，主日学校也日渐兴起，尽其所能地向年轻人灌输着正确的规则和价值观。但是所有实际意图和目的都能归结为（正如边沁以他特有的直率和清醒的头脑所揭示的那样）：当下以及未来，工厂工人的选择大幅减少了。

事实上，若真的希望工人道德完善，就必须扩大其自由的边界——这才是道德能够生长并最终开花结果的唯一土壤。但是工作伦理，至少在其早期的历史上，选择了削减（或者说完全消除）穷人的选择。

“许多人认为体力劳动是必要的，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但也值得称颂”，因为它将为国家带来荣誉和财富，为工人带来道德上的提升。

给予所有人工作，让所有人都去工作，通常被视为治愈因社会（暂时）的不完美、不成熟导致的一切弊病和麻烦的良方。

工作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工作类型决定了他们在生活中、在“社会”中的合理地位。工作是决定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

在一个擅长分类且喜欢分类的社会里，工作类型是一种关键的、决定性的分类，是所有其他社会生活的锚点。它将人们分类，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尊重自己的上级，让下级服从自己。工作类型也定义了人们应该匹配的生活标准，定义了他们应当与谁为伍，应当与谁划清界限。

总而言之：工作是主要的基准，所有其他生活追求都可以基于它来规划和安排。

除大规模征兵（现代另一项伟大发明）外，工厂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圆形监狱”。

现代工业社会的实质是借助自然的可用能源对（同样是自然的）资源进行再加工，最后产出“财富”的过程。这种再加工是由资本所有者/管理者组织，通过雇佣关系实现的。因此其延续性取决于资本所有者是否能让未参与生产的人口源源不断加入生产过程。

总而言之：在现代安排（modern arrangement）的所有三个可分析层面（个人、社会和系统），工作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此外，正是借由工作，这三个层面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工作伦理要求人们选择一种献身于劳动的生活，但这也就意味着没有选择、无法选择和禁止选择。

工作伦理的宣讲力度与潜在劳动者因失去自由产生的抵制情绪成正比。宣讲的目的在于消除抵制。工作伦理是一种工具，目的是使工人们丧失独立性，服从于工厂制度。

工具理性允许选择、批判性评估所有手段，并在必要时根据效果废弃或替换它们。

工作，专心致志地工作，越来越专心致志地工作，从一开始就被移民到美国和出生在美国的工人视为一种手段而非价值，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使命：工作是获得更多财富，从而更加独立的手段，是摆脱令人厌恶的必须为他人工作这种境遇的手段。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我们身处消费者社会。

之所以称之为“生产者社会”，是因为那时人们主要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式由社会分工的需要决定，社会希望其成员有能力和意愿参与社会分工。在当前这个近现代（late-morden）、次现代（second-morden）或后现代（postmorden）阶段，社会主要要求人们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中，首先依照“消费者”角色需要塑造其成员，并期望他们具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

曾经举足轻重的圆形监狱逐渐失去了作用，大规模工业化雇佣迅速萎缩，小规模的、自由的职业群体取代了全民大生产，大部分人不可能再受到他们的影响。

不因循守旧、持续进行选择恰恰是消费者的美德（实际上是“角色要求”）。因此，圆形监狱式训练不仅在后工业化时代大幅减少，而且与消费者社会的需求背道而驰。它擅长培养的气质和生活态度，与理想的消费者大相径庭。

理想状态下，消费者应该不固守任何东西，没有永久的承诺，没有可以被完全满足的需求，也没有所谓的终极欲望。

理想情况下，消费者立刻得到满足——消费应该立刻带来满足感，没有时延，不需要旷日持久的技能学习和准备工作；而一旦消费行为完成，这种满足感就应该尽可能快地消失。

在正常运转的消费者社会中，消费者会主动寻求被诱惑。

在现代性的工业阶段，一个事实不容置疑，那就是每个人在拥有其他身份之前，首先必须是个生产者。在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即消费者的时代，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变成了：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才能再拥有其他特别的身份。

在消费者社会中，与其说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家生产力”（即健康充裕的劳动力、充实的财政收入、勇往直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不如说取决于消费者的热情和活力。消费取代了工作，把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链接在一起。

现在，人们需要选择自己的社会定位，并使这个定位得到社会的认同。

社会身份的构建是平稳的、持续的，需要经历一系列泾渭分明的阶段（难怪要用“构建”来描述“社会身份”的实现），人们的职业生涯也是如此。职业生涯的稳定持久和人们贯穿终身的社会身份构建非常契合。

然而，稳定、持久、连续、逻辑一致、结构密实的职业生涯不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选择。

无论人们渴望的身份是什么，都必须像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一样，具有灵活性。

更确切地说，身份是多重的：大多数人的生命旅程中可能都散布着遗失或遗弃的身份。每一个后继的身份可能都是不完全的、有条件的，因此，如何避免身份的固化成为一个难题。

变化多端、无限创新、飘忽不定的消费品市场，可以很好地解决这类担忧。

“集合身份”（Aggregate identities），即随意地安排商店里能买到的、不太持久、容易剥离、可随意更替的标签，这似乎正是人们应对当代生活的挑战所需要的。

如果市场能够解决社会身份带来的问题，专门的“规范管制”（normative regulation）或“模式维持”（pattern maintenance）社会机制就不再必要，也不可取。

因此，就消费市场长期稳定的发展而言，规范管制并不可取，也被它的受众厌恶。

就实际意图和目的而言，重要的是手段而非到达的终点。履行消费者的责任意味着更多地做选择，无论这最终是否带来更多的消费。拥抱消费者模式意味着首先要热衷于选择，消费只能居于次席，也并非不可或缺。

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使命，生产是一种集体性事业，需要分工、合作和协调。

消费者恰恰相反。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这种活动通过不断地满足和唤醒、缓释和激发某种欲望实现，这种欲望通常是一种私人的、难以言表的感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集体消费”。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确实可能会聚在一起，但即便如此，消费的本质仍然是一种彻头彻尾孤独的、私人的生活体验。聚集只不过凸显了消费行为的私密性，增强了其乐趣。

即使聚集在一起，消费者依然是孤独的。

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

追求体验没有任何延迟的理由，延迟或许只会导致“浪费机会”。体验的机会不需要也没必要做任何准备，它突如其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即使抓住也会慢慢消逝）。你需要时刻准备去体验，没有什么特别适合的时刻，每个时刻都一样好、一样“成熟”。

总而言之，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的统治地位。对于合格的消费者来说，世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巨型矩阵，包含着更强烈的感受和更深刻的体验。

如前所述，工作失去了它的特权地位，不再是自我构建和身份构建的轴心，也不再是道德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道德改善、忏悔和救赎的必由之路。

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

工作伦理认为，所有工作就本身而言都是“人性化的”，不管从事工作的人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乐趣（或没有乐趣）。

对工作的美学审视则截然不同。它强调了区别，放大了差异。

这种“不需要理由”“不接受反驳”的直率，从侧面印证了美学已取代伦理学，主导了工作的价值判断。

就像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一样，工作的美学价值成为消费者社会的一个有力的层级化因素。诀窍不再是最小化工作时间以腾出更多的休闲空间，而是相反，完全抹去工作与兴趣、爱好、娱乐之间的界限，把工作本身变成最令人愉悦的娱乐。

难怪运动员是使命伦理剧的最佳演员：这种成就必然短暂，如青春一般稍纵即逝。他们生动地展示了“以工作为使命”是一种自我毁灭、快速消亡的生活。

界定了规范也就界定了不正常。工作伦理规范把不正常概括在失业现象中——“不正常”就是不工作。

把穷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他们不愿意工作，指控他们道德沦丧，把贫穷说成是对罪恶的惩罚，这是工作伦理在新的消费者社会能做的最后贡献。

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贫穷意味着直接威胁人的物理生存——因为饥饿、病重时无人照顾或缺乏住所而面临死亡的威胁。

贫穷并不仅限于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也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状况。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衡量标准，如果无法达到这些标准，人们就会烦恼、痛苦、自我折磨。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贫穷也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活”无缘，无法享受“生活的馈赠”。随之而来的是怨恨加剧，并以暴力行为、自惭形秽或兼而有之的形式表现出来。

消费者社会中，“正常生活”是作为消费者的生活，他们专注于从各种公开的机会中选择，以获取愉悦的感受和生动的体验。“幸福生活”的定义是：抓住很多机会，错过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抓住最被人乐道、最被羡慕的机会，而且最好捷足先登，不落于人后。

彼得·开尔文（Peter Kelvin）和乔安娜·E.贾雷特（Joanna E. Jarett）曾研究“消费者社会中失业的社会心理影响”。他们开创性地发现，有一种境况对失业者来说特别痛苦：“似乎永无止境的空闲时间”加上他们“无法利用这些时间……日复一日，他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没有安排”。失业者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或有价值的方式安排时间。

消费世界不允许“无聊”存在，消费文化致力于消除它。按照消费文化的定义，幸福的生活是绝缘于无聊的生活，是不断“有什么事发生”的生活，新鲜又刺激，因为新鲜所以刺激。

在欲望被安抚之前激发新的欲望，在因占有而感到厌倦、烦躁之前替换新的猎物。永远不出现厌倦——这才是消费者的生活准则，也是切实可行的准则、触手可及的目标。达不到这个目标的人只能怪自己，并容易成为他人鄙视和谴责的对象。

想要缓解无聊，就需要花钱。所以，无聊是消费者社会特有的社会分层因素产生的心理学结果。这些因素包括：选择的自由度和丰富度、流动的自由度、消除孤立和组织时间的能力。

当今社会依赖于“制造人为的、主观的不满足感”，因为本质上“人们满足于自己拥有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威胁”。

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或已经做了什么。富人普遍受人爱戴是因为他们选择自己生活的神奇能力。

穷人的贫困不但因经济增长而加剧，也因经济衰退和停滞而加剧”。我要补充的是，“因经济增长而加剧”，具有双重意义。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其所有公民的“福利”——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是在身处的社会中有尊严地生存。这个概念把公共福利理念——集体保障个体有尊严的生活——所蕴含的责任强加给国有的和国家资助的机构。

福利理念与工作伦理的核心理念存在两种截然相反、难以调和的联系，由此成为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至今没有一个能够服众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主张以集体力量保障个体福利的人承认，以工作支撑生活应该是一种正常状态，但他们也指出，由于很难为所有人提供长期就业，我们距离这种正常状态还很遥远，为了实现工作伦理的愿景，需要帮助那些落后的人。

另一方面，公共福利的理念宣称，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保证国家的所有公民“有权”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即使他们对公共财富没有任何贡献。

一些人坚持国家福利是对于工作伦理的必要补充，另一些人则认为国家福利是反对工作伦理的具有政治动机的阴谋。

伊恩·高夫（Ian Gough）问道，国家福利是“一个用于压迫的工具，还是一个扩大需求，减轻自由市场经济残酷性的制度？是扩大资本积累和利润的助力，还是如工资袋中的现金一样是应该被捍卫、去扩增的社会性工资？是资本主义的欺诈，还是工人阶级的胜利？”他试图解决困惑，结束这个旷日持久的争论。最合理的解释是，国家福利具有所有这些特征，且远不止这些特征。

矛盾在于，虽然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和平共处，但没有福利国家，它却难以为继。

贝弗里奇把自己全面施行福利国家的蓝图视作自由主义美好社会理念的合理又必然的实践：“我相信我的抱负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实践——这是一个通向伟大的自由主义新世界的历程”。因为“平等享有一切基本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终极目标……我们可以也应该利用社会的组织力量增加个体的权利”。如果社会不能保证所有成员都“免于匮乏和对于匮乏的恐惧，免于失业和对失业的恐惧”，那么这种自由和权利就不是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

实现个人价值的自由需要免于匮乏，免于失业，也免于对匮乏和失业的恐惧。

普遍性和选择性（经济审查）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两者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各类人群对它们的感知，它们的政治命运预期，也大相径庭。

两位作者（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和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一再指出，无论这种业已严峻的负面影响是否真实存在，把社会福利局限于通过经济审查的穷人，对作为整体的社会会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只有当社会服务面向整个社会，惠及所有民众时，才能“像战争期间那样促进社会融合和团体意识”。

事实上，取消经济审查，会使受益者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即全体人口）认为福利国家的支出是值得的。

把服务的范围用经济审查的结果来限定，社会就会立即分裂为二元：付出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人和不付出就能有所得的人。利益理性于是和团结道德对立起来，道德变成了一个人“能负担什么”的问题，或者说在政治意愿上一个人愿意分享什么的问题。

国家福利的“缩水”与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数量萎缩相伴而行。

前文提到过，福利国家在工业化世界闪亮登场，立即在政治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的整个发展实际上未遭遇任何抵抗，这可以归咎于它的多因素决定性：那些原本对立的、多方的利益与压力的汇聚。

然而，时代发生了转变，现在是以股票价值而非产品数量来衡量企业的成败。

这种新获得的全球流动自由消减了补充劳动力的经济负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鲜、顺从、没有被宠坏的劳动力正在远方招手。这个星球上，部分地区已经充满老于世故的消费者，但也还存在广袤的处女地，那里有不需要激发消费欲望就能获得的顺从劳动力，那里的人为了维持生计而卑微地工作。

因此，“劳动力预备役”以及其维持成本逐渐全球化，但所有的福利供应仍像国家权力机构本身那样是以国家为界限。

失去了经济基础，整个利益集群分崩离析。对“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投资已经没有任何收益，一旦被要求承担社会福利成本，优秀的商人就会利用新获得的全球化自由，把他们的资金和企业带到国外，带到那些索求更少的地方。

民主的包容性越强，它就越果断地走向对弱者的保护，走向集体保险。

福利国家的原则在民主体系之下似乎很安全。事实上，国家行政层面对弱者的保护在持续发展，这鼓舞了自T. H.马歇尔（T. H. Marshall）以来的政治学家，把社会权利纳入民主社会的公民权，把这种权利看作民主逻辑的必然产物。

支持由国家提供保障服务的人，一定是无需立即享受这种服务的人，甚至是那些真诚地希望永远不要享受这种服务的人。表面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利他的：准备作出个人牺牲，在可预见的未来不求得到回报，而且最好永远都不需要得到回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真正的原因或许在于他们缺乏自信。

还有其他两个因素影响了中层选民对于财务成本和福利保障的权衡。

第一个因素是经济审查带来的长期影响。

把国家福利的服务对象限定于选民中被政治边缘化的那部分人，是降低福利质量无懈可击的秘诀。

福利体系的价值越来越低，以至于大多数选民都认为这种开支纯粹是浪费。

长期实施经济审查的另一个影响是对福利领取者的污名化。

鉴于这个事实，申请福利是一个可耻的决定，会自我边缘化，把自己排斥在主流之外。申请福利变成了最差的选择，所有其他的可能性，无论质量如何，都显得更加合理，令人向往。

第二个原因是消费者社会的到来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深入人心。

相应的，处于没有选择的境地（没有东西可供选择，或在选择时没有发言权），就会被消费者社会摒弃。剥夺选择权本身是一种羞辱，无论是否最终事关福祉。

一个“被自由选择”的物品能使其主人变得与众不同，而“被分配”的物品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

“平权行动”指在就业、晋升和升学方面优先照顾非裔和拉丁裔的运动。

可以说，在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平权法案”实现了一个与福利国家类似、却使福利国家奠基人动容的目标：它已经可以“自运行”（workeditself out of ajob）。然而，它显然没有按照设计师期望的方式运行。受益于“平权法案”的照顾，一个新的、自信的非裔中产阶级已经诞生。

补偿获得机会的不平等，从而使机会更平等。事情的发展却大相径庭：获得社会帮助并脱离劣势地位的人，不仅失去了回馈的动力，而且变成了最强烈的诋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平权法案”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

福利国家的创始人希望一劳永逸地消灭贫穷、屈辱和绝望。福利国家远远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但它确实培养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健康、自信、自立、自主的人。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工作伦理可以调和两者（企业家和工人）的矛盾。工作不仅能够使国家富强，也能帮助个人脱贫致富，这种理念听上去很真诚。

谴责接受救济的人不愿意工作，推断他们只要摆脱麻木和依赖的惯性，就能轻而易举地自力更生，现在听起来像是自欺欺人。

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提出，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四类职业。第一类是“引导者”——发明家、广告商、推广者和商人。第二类是各领域、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第三类是从事“消费市场服务”的人。第四类是“常规劳动者”（routine labourers）。

显然，最后一类人在出售劳动力时面临的困难最小，他们的潜在买家并不会特别挑剔。

这类人很少有抗争的意愿，特别是团结起来一致行动的意愿。所有的情况似乎都对他们不利。他们的工作是脆弱的，肯定不会持续很久，随时可能消失不见；今天的伙伴明天可能就各奔东西，去向遥远的地方……

总而言之，这种被称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重要转变，给长期协作的可能性蒙上了一层阴影，更不用说对“共同事业”全心全意、无条件的承诺和忠诚。

在一个灵活性的体制中，有难度的任务只会带来麻烦。这就带来一个可怕的悖论，当我们减少困难和阻力的时候，我们也在培育工作者不去挑选和漠不关心的行为。

这些“常规劳动者”是临时的、可替换的、用完即弃的。

劳资双方的关系不再对称，依赖性也不再对等。

依赖关系不再是相互的，而是单向的。求职者仍像以前一样“受缚于土地”，不能自由迁徙，只能依赖本地的工作谋生，资本现在则可以无拘无束地移动，不用在意距离和国界。

资本家雇用工人不再受限于本地劳动力市场，因此，他们选择基地的首要标准是利润最大化，以及充足的低要求、温顺、不会招惹麻烦的劳动力。合格并迫切愿意成为“常规劳动者”的人随处可见，他们愿意接受任何工作，愿意接受最卑微的薪水。资本完全没必要承受本地劳动力日益膨胀的自信（以及日益增长的要求）所带来的不便（和高昂的成本）。

对于处在就业谱系的另一端、环绕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而言，空间不是一个问题，距离不是一个麻烦。

也正是这种贸易和金融造就了他们，支持他们四处游牧。

根据世界劳工组织1995年在日内瓦发表的报告：全球化削弱了国家的经济自主权：资本的流动削弱了国家对利率和汇率的影响，跨国公司的灵活性侵蚀了按地域分配投资的控制能力，技术和专业劳动力的全球流动使收入和财富的累进税征收更加困难，进而维持公共服务也更加困难。

“失业”（unemployment）一词，直到最近还被普遍用于表示没有工作收入的人，它表达出就业才是“正常态”这个假设。

随着经济周期的每一次轮回，“失业”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失业”之下的希望也越来越不切实际。这种体验无情地累加，推动了真正的“范式转变”产生——“过剩”这个新词，替代了“失业”。

与“失业”不同的是，这个词没有任何哪怕是隐晦、含蓄的承诺。

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正是为达到“经济健康”标准所做的努力，严重阻碍了能够真正提升就业水平的有效措施——创造就业机会。

工作伦理能够持续存在，或者说近来在政治主张中有所复苏，只能解释为：在我们这样的后工业时代，在这个消费者社会，人们期望它发挥一些新的作用。

正如弗吉（Ferge）和米勒（Miller）所言，近来重新鼓吹工作伦理的目的，是为了“将值得帮助的穷人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分开，把责难倾倒给后者，以合理化社会对他们的冷漠”，因此“说明贫穷是个人缺陷的必然后果，进而促成对穷人和被剥夺者的漠不关心”。

他们（底层阶级）确实有一个共同点：在其他人看来，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完全无用才会被归入底层社会——若他们消失，其他人会生活得更好。

1977年8月29日，通过《时代》杂志的一篇封面报道，底层阶级的概念才闯入公众视野。其呈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一大群棘手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怀有敌意的人，危险性远超所有人的预期。他们是不可理喻的：美国底层阶级。”

于是，沦为底层阶级变成了个人选择问题——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即使有些人错过了摆脱贫困的机遇，或努力以失败告终而沦为底层阶级，这也是因为他们的选择。

另一个影响可能更重要：底层社会的异常使得贫困问题“正常化”。

消费者社会有一个没有争议的、核心的、不成文的规则——自由选择需要具有竞争力：行使选择权的技能和决心。选择自由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既有好的选择，也有坏的选择。最终作出的选择是是否具有竞争力的证据。底层社会是错误选择者的集合，证明了其成员“选择无能”。

劳伦斯·米德（Lawrence C. Mead）在关于当今贫困根源的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中特别指出，无能是富足社会中的贫困持续存在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所有旨在消除贫困的一系列国家政策惨败的原因。穷人纯粹是缺乏能力去享受工作生活，他们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把“不工作”置于工作之上。米德说，正是由于这种无能，工作伦理的呼吁才会被当作耳边风，无法影响他们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穷人能否对自己负责，首先，他们是否有能力管理自己的生活……

永远不缺少机会，我们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但是，必须具备发现机会的能力，具备拥抱它们的能力：一些智慧、一些意愿和一些努力。穷人很明显缺少这三种能力。穷人的这种缺陷，总体来说是个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我们是负责任的，为穷人提供了机会。穷人是不负责任的，拒绝接受这些机会。

在社会日益富裕的过程中，如果贫困仍继续存在并持续扩大，那么工作伦理一定是无效的。

让我再重复一遍：一开始，工作伦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可以帮助急需劳动力的工厂迅速扩充人员。随着劳动力迅速变成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工作伦理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次是作为另一种有效手段：洗涤社会中正常人的双手和良知，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在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达到双手和良心的洁净。

面对那些“选择”不依靠工作谋生的穷人，米德在文章的最后强调：“社会政策必须公正而坚定地抵制消极的穷人，直到理性被重新唤醒，直到他们自身土崩瓦解。”

如果消费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标准，衡量幸福的标准，甚至是衡量尊严的标准，那么人类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再多的购买和刺激的感觉，都不能唤回过去“达到标准”带来的满足感：现在根本就没有标准可言。

把贫穷与犯罪联系起来还有另一个作用：把穷人从道德义务的世界中驱逐出去。

当代最杰出的记录者理查德·卡布辛斯基（Ryzard Kapuściński）最近解释说，操持这些“慈善盛宴”的媒体运用了三种相互关联的手段。这些手段持续地作用，最终达到了效果。第一，饥荒和无家可归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第二，这些新闻的行文把贫穷降格为仅仅是饥饿范畴。第三，媒体所呈现的灾难场面，也以另一种方式鼓励了日常道德的撤出。

于是，久经考验、值得信赖的工具“中立化”展现了自己的价值：清醒、理性地计算成本和收益。

在诋毁穷人的依赖性是罪恶的同时，当前演绎的工作伦理，给富裕阶层的道德顾虑带来了最大的慰藉。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现代生活方式在于持续不断地重塑世界。使事物变得不同、变得比目前更好的冲动，以及紧随其后能够增强这些冲动的实践，就是人们常说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现代化就是现代性，一旦停止，现代性也随之消亡。现代化是对世界和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难以抑制、令人上瘾的“重塑”，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同义词。

赋予它的任务是清理历史遗留的众多不完善、不协调、不健全的东西，使其达到一个不需要进一步修正（更不需要推倒重来）的形式。比如，一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总和，经济就会进入一个稳定状态，并一直持续下去。届时，追求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就会具有破坏性，会打破平衡。因此，现代化被视为一种工具，一种用来实现理性社会这个终极目标的工具。

所有的创造都会留下一些具有污染性且常常有毒性的残渣——“合理化”的废弃物。合理化就是分离合理化对象中有用的（无论如何定义与衡量“有用”）部分和“无用”（过剩）的部分，并对后者进行清理。

对人的“精简”意味着更多的过剩。就人而言，那些制造出来的过剩构成了“再造”的主要“废弃物”。为了生存，公司必须向股东证明投资是有回报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一种有效的方法是兼并，这种兼并有时是友好的，但大多数是恶意的，随之而来的就是“资产剥离”“精简”“外包”和大规模（自愿或不自愿的）裁员。

所有这些例子里，减轻劳动者生活压力、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方法，无不是寄望于转移人口、减少本地就业竞争。

通过大规模驱逐过剩人口，把本地产生的“社会问题”输出到远方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拥挤在城市里“过剩的人”成为不安定因素。

移民是由多种元素决定的。一方面，过剩人口无法在自己的国家找到有报酬的工作，或无法维持既有或继承的社会地位，这通常出现在先进的现代化进程主导的地区。另一方面，同样因为快速的现代化，产生了过剩人口的国家（即使是暂时的）在技术和军事上优越于那些尚未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就把消灭美洲印第安人表述为对文明事业的无私奉献：“本质上，正义站在殖民者和开拓者这边：否则这片伟大的大陆只能成为肮脏野蛮人的庇护所。”罗卡将军（Roca）是阿根廷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征服沙漠”事件的指挥官，“征服沙漠”这个委婉的名字背后是对潘帕斯地区的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

今天，地球已经满负荷。

“地球已经满负荷”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论断。它不是指地球的状况，而是指地球上居民的生存方式和方法。它标志着“无人区”的消失，标志着能够被界定或被视为无人居住、没有主权管辖的土地的消失，标志着可以作为殖民地的土地的消失。

制造“人类废弃物”，或者更正确地表述为，制造无用的人（“过剩”“不必要”“编外”“冗余”的人口，即那些不能被留下、也不被接纳的人口），是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也难以处理的结果，与现代化如影相随。这是秩序建立（每种秩序都会丢弃现存人口中“不协调”“不合适”或“不受欢迎”的部分）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可能不破坏和废弃之前行之有效的谋生方式，也必须剥夺一些从业者的生计）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未开化的”“欠发达的”地区往往被视为或作为能够吸纳发达国家过剩人口的土地，是出口“过剩人口”的天然目的地，是倾倒现代化人类废弃物的理想垃圾场。清除和处理全球“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废弃物，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征服的最深层意义。

只要现代性（即永不停歇、引人入胜、使人沉迷的现代化）仍然是一种“特权”，这种情况就将持续下去。一旦现代性如人们所望，艰难地挣脱束缚成为全人类普遍的福祉，它在这个星球上的统治影响力也就走到尽头。

简而言之：地球的这种饱和，本质上意味着过剩人口处理面临严重危机。在过剩人口的产生有增无减，不断上升到新高度的同时，地球上的垃圾场和垃圾回收的工具却急剧短缺。

雪上加霜的是，“过剩人口”又增加了一个强大的新来源。全球化已经成为第三条过剩人口的生产线（另外两条是秩序建设和经济、技术的进步），也是最多产、最不受控制的一条生产线。它为旧问题披上了新衣，赋予旧问题全新的意义和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蓬勃发展的“安全产业”迅速成为废弃物产业的主要分支之一，并成为解决废弃物处理问题的首要手段。

正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警告：“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全球经济。在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试图阻止其工人贫困化的努力只能导致他们丧失工作机会。”

新的“地球饱和”——现代化席卷全球，于是现代生活方式也遍布全球——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曾经能够定期、及时地清理少数现代化地区超产“废弃人口”的通道被堵死了。

这样一来，暂时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和被永远废弃的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再清晰可辨。

部落战争和大屠杀、增生的“游击队”（通常只是伪装的土匪团伙）之间相互火并，在这些过程中“过剩人口”（主要是在国内失业的、没有前途的年轻人）也被消灭和吸收。这是“现代性后来者”被迫实施的“本地解决方案”之一。成千上万的人被赶出家门，死于杀戮，或被迫逃出国境。

卢克·华康德（Loic Wacquant）提出一个悖论：过去那些致力于争取减少国家干预，以解放资本及其对于劳动力的使用，并取得显著成功的人，今天却在拼命要求增加国家干预，以遏制放松就业管制和落后区域社会保护恶化造成的恶果。

如果仔细想想，华康德指出的这个转变是必然的，并非悖论。这种明显的心理变化严格符合从回收利用过剩人口到弃置过剩人口这个逻辑过程。

社会国家正在逐步地，不可逆转地变成亨利·A.吉鲁（Henry A. Giroux）所说的“卫戍型国家”（garrison state）。他将其描述为一个越来越多地保护全球跨国企业利益的国家，“同时在国内加强了压制和军事化程度”。

“废弃人口”大规模聚集并迅速膨胀，看上去会变成持续的、永久的存在。

刑罚系统提供了这样的容器。大卫·加兰（David Garland）对“卫戍型国家”带来的变革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在回收利用过剩人口的时代，监狱发挥着“矫正部门的深端作用”，而今天，监狱“被更明确地视为一种驱逐和控制的机制”。

非常明显，监狱的主要目的，或许也是唯一目的，不是暂时性处理过剩人口，而是对其进行终极的不可逆的处理。一旦被拒绝，永远被拒绝。对于假释或缓刑的囚犯来说，重返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重返监狱。

一言蔽之：与许多其他社会机构一样，监狱的任务已经从废弃物回收转变为废弃物处理。现代性的全球性胜利以及地球的饱和使得废弃物处理的通道不再有效，现在，监狱被指派到这场战争的前线。

今天，监狱变成一种保留地、一个隔离区，以公共安全之名把所谓危险的人隔离。

可以说，监狱是把穷人和失业者（更准确地说，无法就业的人）从“社会问题”范畴转移到法律秩序范畴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是消除他们对于整个社会潜在的破坏性影响的投资。

“社会国家”（social state）是欧洲民主历史长河的最高成就，直到最近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今天却在逐渐衰退。

社会国家将其合法性，以及公民效忠国家、服从国家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的承诺上：保护自己的公民，保护他们不被裁员、不被排斥、不被拒绝，帮助他们对抗命运的冲击——不因个人不足或不幸而沦为“过剩人口”。简而言之，承诺公民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性，对抗混乱和偶然性。如果有人不幸跌倒，身边的人会拉住他们的手，帮助他们再次站起来。

市场竞争造成的就业环境不稳定，是且将继续是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对于社会地位和自尊的不安全感的主要根源。

因此，每个意图解除社会国家的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寻找或发明一个新的“合法化逻辑”，使国家权威和纪律要求能够赖以生存。

难怪许多面临同样局面的政府都把目光转向美国，抱有共同的期待，认为美国的政策是一个可借鉴的有效榜样。表面的意见分歧之下，各国政府之间似乎存在着真正的“思想联盟”。这完全不能归结为一时的利益一致，而是不同国家的掌权者就一个共用的合法化政策达成了不成文的默契。

“附带损伤”（collateral damage）是一个新生词，专门用来指代世界新边域环境中的过剩人口。这种新边域环境被无法抑制的猛烈全球化力量制造出来。至今为止，全球化驱动有效抵制了所有驯服和监管的尝试。与现代过剩人口有关的各种恐惧压倒了更传统的对于过剩本身的担忧和焦虑。无怪乎他们被热切地用于构建（以及解构）新的全球权力等级。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生存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每个社会只会选择它偏爱或容许的方式。

这种选择归结为两种强制力（或者说，一种具有两种效果的强制力）：秩序和规范。

当代的伟大小说家、哲学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告别圆舞曲》（La Valse au Adieux, Galimard, 1976）中描述了所有已知社会中显然存在的“对秩序的渴望”：渴望把人类世界变成一个无机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完美运行，按部就班，服从于一个超越个体的系统。然而，向往秩序就是向往死亡，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断破坏秩序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对秩序的渴望是一种堂皇的托辞，是强烈厌世的借口。

事实上，对秩序的渴望未必源于厌世，却会促进厌世，因为它为厌世支配的所有行为提供了一个借口。

另一种强制力是规范。规范是秩序模式在人类行为上的投影。

规范认定了某些行为是正常的，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为则不正常。

秩序和规范的概念（一旦这两个概念被创造出来，人们就能看到关于秩序和规范的问题，并依据这两个概念给现实中的要素分类），正是源于对于现状的不满以及想要积极改变现状的冲动。

然而，秩序和规范暗示的“应该”变成了“必须”，忽略了大量的人类现实。

秩序的设立和推广意味着实施驱逐——把一种特殊的管理制度加诸将被驱逐的人，使他们屈服于这种制度，从而驱逐他们。另一方面，规范（任何规范，工作伦理的规范只是其中之一）则间接地发挥着作用，使得驱逐看上去更像是自我边缘化。

就秩序而言，被流放、被驱逐的是那些“违反秩序”的人；就规范而言，则是那些“不符合规范”的人。无论哪种情况，责任主要都在于被驱逐者，秩序和规范都预置了责任，先验地决定了“罪”与“罚”。

这些观点忽略了一种可能性（也阻止人们思考这种可能性），被驱逐的人可能根本无力对抗自己不幸的命运，更遑论控制。

（即将）被驱逐的人不适合享有自由。赋予他们自由将导致他们的毁灭。

自古以来，捍卫秩序和同情，总是在穷人形象的社会构建中相互交融。穷人是指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他们达不到同时代同区域的正常标准，但他们首先是“不符合规范”的人，规范是指达到正常标准的能力。

穷人作为上帝造物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充满了意义和目的。

因此，穷人的存在是上帝的礼物：一个实践自我牺牲、施行善举、忏悔罪孽、获得救赎的机会。可以说，一个依靠来世寻求尘世生活的意义的社会，如果没有穷人的存在，就需要另外寻找一种救赎的手段。

于是，穷人的存在成为一个问题（“问题”是指引起人们不适的东西，总能引发解决、补救或消除它的冲动）。穷人是秩序的障碍和威胁，也违背了规范。

穷人是双重危险。一方面，既然他们的贫穷不再是天意的裁决，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谦卑恭顺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而是有各种理由抱怨和反抗那些更幸运的人，指责他们造成了自己的贫穷。另一方面，古老的基督教慈善思想现在看来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负担，是无意义的财富消耗。把财富分享给那些得不到命运眷顾的人，曾经是一种对于来世的明智投资，但它“不合情理”，当然也就不符合现世的社会逻辑。

穷人又带来第三个危险：那些温顺接受神的旨意不再努力摆脱苦难的穷人，根本不愿从事工厂的工作，一旦他们习惯并视为“天生”的微薄需求得到了满足，就不愿再出卖自己的劳动。

因此，工业时代的穷人被重新定义为劳动力后备军。

然而，在工作伦理这个问题上，他们达成了完全一致。一方面，约翰·洛克（John Locke）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方案以消除穷人与生俱来的“放纵”和“懒惰”：把穷人的孩子关在贫民学校里培训他们从事正规的工作，把他们的父母关在工棚里严加管教，用微薄的收入、强迫劳动和体罚约束他们。另一方面，哀叹穷人“悲惨、可怜、不幸、软弱、无用”的约瑟亚·柴尔德（Josiah Child），也认为“让穷人工作”是“人对上帝和自然的责任”。

只有作为商品的劳动才能换取同样商品化的生活资料。

于是，形成了这样的表象：今天的穷人保留着工业化时代初期赋予他们的职能——后备的劳动力。

把穷人塑造成后备劳动力的工作伦理，在诞生时是一种启示，在死后却变成了一种掩饰。

因此，有史以来第一次，穷人成了彻底的麻烦。他们没有任何价值可以缓释或抵消自己的罪恶，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回报纳税人的支出。

考虑到工业就业的双重（政治上和经济上）作用，福利国家能使闲散的人重新工作，在这个环境中，它是一项明智的、有利可图的投资。然而，时过境迁，现在它越来越像是一个错误的理念，在无端浪费纳税人的钱。

由此，福利国家的全面衰退也就不足为奇。

卢克·华康德认为，美国社会政策的目的不再是消除贫穷，而是缩小穷人（官方认定的有资格接受援助的人）的数量：“这种细微的差别很重要，就像昔日一个好的印第安人是一个死的印第安人那样，今天‘好的穷人’是隐形的穷人，他们不造成负担，没有任何要求。简而言之，就像不存在一样”。

有缺陷的消费者是孤独的，感觉自己被抛弃，一旦他们长期处于孤独状态，他们就真的变成了独行者。他们不知道社会能帮上什么忙，也不期望能获得帮助，他们只能指望通过彩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们不被需要，被社会抛弃。那么，哪里才是他们的归宿？最简短的答案是，消失不见。

为了使物理隔离万无一失，人们还可以用精神隔离加强效果，把穷人从道德同情的世界中彻底驱逐出去。

用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话说，一旦道德共同体的消亡与解决棘手问题的先进技术相结合，“你的生存机会几乎为零”[10]。解决麻烦的理性方案，辅之以道德上的冷漠，造就一件爆炸性混合物。

想象另一种共存方式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强项，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私有化的乌托邦，时时都在计算着得失，危机意识取代了政治愿景。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能力凝聚必要的意志和决心，去实践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不切实际”这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在当前的政治冲突中比比皆是，正是缺乏意志和决心的真实写照。

科尼利厄斯·卡斯图里亚蒂斯最近指出，西方世界的危机“恰恰在于不再质疑自己”。然而，“质疑自己”正是西方世界追求令人惊讶的、史无前例的自我完善的最深层秘密，也是西方世界成功追求最雄心勃勃目标的最深层秘密。

一旦忘记这点，我们就不再追问那些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的问题。比如：“一切都以有效性优先，但对谁有效？基于什么？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是实现了，但这是什么的增长？为谁而增长？付出了什么代价？达到了什么目的？”

如果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无法阻碍我们把臆造出的、持续不断的、更愿意看到的、无限制的合理化（导致人被“为了主观目的而主观选取的部分特征的集合”替代）抬升到客观必然的高度，就无法阻碍把所有的怀疑都归为“诗人和小说家等不切实际的人”特有的无病呻吟。

克劳斯·奥菲最近提出一个合乎逻辑又有生命力的主张，意在彻底解决目前的危机。这个解决方案的核心是“个人收入权利和实际收入能力脱钩”的构想。这是可以实现的，只需要改变一个视角，即从工作伦理决定的以雇佣劳动为中心，转变为人的地位和尊严决定的以基本权利、基本保障为中心。通过以税收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且废除经济审查和工作意愿评估的原则，通过逐步以需求原则取代等价原则，通过个人作为权利基础的原则，这种构想就能够切实推进。

正因为这些建议的保守用意，举证的责任落在了反对者的身上。

奥菲似乎低估了反对者的抵抗力，他忽视了消费者社会提供给反对者的一种现实可能性：不顾一切“终结道德和社会共识”。奥菲提出的诘问是一个真正的现实困境。无论作出正确选择的机会有多大，这个选择都像奥菲描述的那样真实存在。通过否认存在选择以拒绝认真考量，将造成不可估量的社会和道德后果。

无论奥菲的假设多么激进，仍然需要补充另一个假设：工作和劳动力市场的去耦。

为了把工作从以市场为中心的计算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以工艺伦理（ethics of workmanship）取代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作伦理。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早就指明，“工艺本能”（instinct of workmanship）有别于工作伦理这个现代发明，是人类的自然倾向。人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且根深蒂固的工作伦理却否认了这种尊严和意义。

我们不是第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需要选择走向何方。

人们很容易对“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钩”这个想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被蔑称为“乌托邦坟场”的历史中的又一个乌托邦。我们的时代是“个体乌托邦”的时代，是私有化乌托邦的时代，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流行地）嘲笑和讥讽这种构想，因为它们只是“集体任凭个人使用”理念的小小修订。

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的想法其实并不保守。

至少现在还有希望，人类能够再次完成同样的壮举。毕竟，正如帕特里克·库里（Patrick Curry）所言，“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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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每一行均为部分摘录，阅读连贯性可能较差，个人存档用，推荐购买正版书籍阅读。作者论证较为繁杂，后续会发总结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