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在中国大地上》各章节个人摘录

内容简介：1986年，保罗·索鲁在时隔六年后，再一次来到中国。他既到了北京、上海等繁华都市，也抵达了黑龙江朗乡、新疆吐鲁番等疆界边陲。他走到中国大地上，与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在上海人民公园英语角里练习口语的年轻人、想去做进出口生意的学生、刚刚经历过浩劫的知识分子……他用 犀利幽默的口吻，一路吐槽不断，但也用冷静、理智的眼光，剖析中国人的性格，发现时代变迁下中国人的生活日常与思想变化。从80年代走来，一路沧桑巨变，但我们当下的摇摆与困境也都似曾相识。

本书描述的是1986年的中国社会风貌，距今已有数十年，文中所述情况与当下现实已有巨大差异。本文内容仅为对原著的部分阅读摘录，不代表本站或本文作者立场，亦不代表我们赞同原作者的观点或对其所见所闻的真实性负责。请读者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理性看待，切勿过度解读或与当今社会直接对号入座。

第一章 开往蒙古的列车

在这个国家，你身边的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这更让你疯狂地想坐下来歇歇。中国人不就是这样吗？他们永远在四处奔忙。即使中华文明历经了延绵五千年之久，他们也还是那样。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之一，就是她的人民总是不知疲倦、步履不停。

我很幸运，一开始就想错了；旅行者的叙述，实质上都是关于“被误解”的故事。

在莫斯科马戏团，狗熊会踱步或跳舞——那些毛茸茸的大块头，一边流着哈喇子，一边踮着脚尖旋转；小狗能够单腿站立；浑身发亮的海豹可以用脚蹊戏球。所有的动物看人时都怯生生的，它们用后肢走路的样子又拘谨又呆板，时不时向驯兽员投去哀求的目光，好像走错舞步就会被踢打或电击一样。

一切都让我感到非常难受，对我来说这毫无乐趣，甚至是丧心病狂的。在我看来这是乡下人最粗鄙的娱乐方式，可这样想是不是又太拿它当回事了？无论在购物集市还是贸易广场，穷人都是用这种把戏取悦别人，好让人掏出几个铜子儿来扔给他们。这样一种开放环境中的消遣方式，让我想到了仆役、奴隶和吉普赛人：人像狗一样纵身跳跃，狗像人一样踏着正步。事实上观众之所以对女演员兴趣盎然，完全是因为她们衣着暴露——在一个满是严肃代表的道学社会，这可是惊世骇俗的事。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多数人都喜欢盛大的演出，因为里面满是各种音乐、筋斗表演、嘈杂声、情色、爱国主义和廉价的刺激。

“将人变成动物的愿望是奴隶制度发展最强大的动力，”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的“转变”一章中写道，“对这种愿望的能量及其对立面——将动物转变成人——的能量都是不会估计过高的。至于后者，伟大的精神产物，如灵魂转生的学说和达尔文主义，它们的存在，不过也有流行的娱乐，如驯兽表演，皆归功于它。”

苏联人更喜欢款待一大群人用餐。他们像赶牲口似的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向他们发号施令，清点人数，最后送他们离开。个人往往被视为又危险又惹人厌烦的存在。

也许这就是蒙古最大的特点：他们在苏联的启蒙下开展革命，将宗教、传统经济、军队和社会秩序等一切旧事物破坏并扫除干净，国家因此变得面目全非，没有苏联的帮助就无法运作。蒙古人退化到了婴儿阶段，所有的旧习俗和旧体制都荡然无存。

第二章 开往大同的内蒙古快线：24次列车

旅行中比较令人不解的一件事就是去景点参观。对于来中国的旅行者而言，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无益的事情之一，简直就是浪费精力，很多时候连娱乐消遣都算不上。它带来的疲惫感完全不亚于朝圣仪式，却不会给人半点精神上的慰藉。

第三章 开往北京的90次夜车

这就是我的第一印象——一切都是新的：新的出租车，新的建筑，干净的街道，鲜亮的衣衫，各式各样的广告牌。它不像一个供人居住的城市，反倒像是为游客和商人这样的来访者服务的。

无论是餐馆或商店，还是博物馆门票和展览入场券，或者公交车、出租车、飞机和火车，他们奉行的都是双重标准，对于中国人和老外是分开定价的。一般来说，外国人总要比中国人多付三四倍的钱。但海外华人则属于另外一类，一个自出生起就生活在波士顿的华裔美国人，就算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被当作是外国人。商务人员和官方访客又是另一类，可以享受某些特权。

阶级分类如此复杂，很难让人不觉得，迟早还会引发矛盾。

“你是要写报告吗？”“根本不是。”我回答，然后告诉他我的座右铭：像狗一样咧嘴傻笑，然后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有一类专门写“文革”的作品，叫做“伤痕文学”，因此“痛苦”这个词用得恰如其分。中国有位非常受欢迎的作家叫冯骥才，他写的几乎都是“文革”的事。

“人们读《一九八四》的时候也许会想起这件事。”我说。

董教授谨慎地侧过头来说：“但是大部分人读不到它，这本书是限制阅读的——是内参……”

“限制阅读”指的是将它归入某种类别的书籍，仅供值得信赖的读者使用。普通百姓是不能阅读内参的，他们还有一个词叫做“内部”，用来指那些不能跟外国人提起——或者至少不希望在他们面前谈的东西。但我几乎感受不到中国人的戒心；他们什么都谈，而且往往直言不讳。

有趣的是，尽管听到了这么多解释，但八个月之后，在中国南部的港口城市厦门，我走进一家公共图书馆，找到了一本董教授翻译的《一九八四》。我问图书管理员，这本书是否可以自由借阅，她回答说：“当然可以。它好在哪里呢？”

董教授说，真正奇怪和危险的书是那些情色经典，比如《金瓶梅》那样的书，书名的意思是“插在金瓶里的梅花”，本身就有点性暗示的意味。

日本人曾侵占中国的土地，同他们进行过旷日持久的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如今来观光的日本游客竟如此之多，我问章老对这件事怎么看。“我们把什么都忘了，最好都忘掉。不管怎样，毛主席说过，大部分老外都是好人，只有少数几个是坏蛋。”

我对陈老师讲，我不明白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搞了这么多年，却一点也没有提高人们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几年以前人们谨记的还是“为人民服务”，现在怎么变成了“换不换钱”？

第四章 上海快线

在中国，每当有事故发生，人们都要去弄清楚问题的关键所在：到底该谁负责？或者说，谁该为错误买单？这场事故中有个男人受伤了，但在讨论了20分钟以后，他们觉得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让火车滞留，这可是中国速度最快的长途火车，除了补充燃料之外它是不停站的，从北京一直开到上海。农民应该为事故负责，是他们让拖拉机撞上火车的。至于那名伤者，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我们又重新上路了。

“中国人，”他说道，“花了太多钱买那些他们无法使用的高科技设备。他们有两万八千台电脑，然而却没几个人会用，真正在运作的只有十分之一。他们买东西只是为了占有，给他们长脸面，然后东西就放在那落灰。”

“你的意思是，他们有一种原始的自尊感，这导致了不理性消费，”我说道，“但我却认为，中国人非常节俭——他们投资和消费得都不够。他们经常有点自欺欺人、得过且过，觉得任劳任怨是种美德。”

有个戴红袖章的老头正在人行道上责骂某个人，我走近一打听，才发现原来这人是“反吐痰小队”的成员，当时反吐痰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我很支持这样的运动，但中国人吐痰却远不及他们清嗓子那样让人难受：他们猛咳一下，500码之外都能听见，跟雨季时下水道排水的声音如出一辙，而吐痰只是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煞风景的结果而已。

中国人的谴责永远只针对高层领导：下属总是无辜的。

在中国，一直有个难题。如果有什么地方风景特别好看，人们就会蜂拥而至，然后美景就被人群毁了。如果哪趟火车开得特别快，比如北京到上海的快车，每个人都想去坐，于是车上就很难有座位。中国的餐馆也一样，好馆子总是挤满了人；旅馆也是如此，提前预定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最糟糕的是，如果你总相信自己还有一线希望，有时别人还会嘲笑你：中国人会采取极其粗鲁的方式把你挤开一他们的手肘可是相当锋利。

这样利用人流量来做宣传，在中国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西方人在拥挤的地方会感到压抑，但中国人却是哪里人多就去哪，只有最值得去的景点才会吸引几百万人。

潘教授在这方面是个典型，但他给人的印象却不会因此而减弱。他轻声笑了笑，说：“美国人没理由惧怕中国人，一点理由都没有。在这世上，中国人只对两样东西感兴趣——权力和金钱。美国是最有权也是最有钱的国家，所以中国人永远都需要跟美国搞好关系。”

第五章 开往广州的快车

我心想，这个社会如此擅长修修补补，真是了不得。一个人不会仅仅因为断掉一条胳膊就断送职业生涯，你可以找到办法帮他接上，再送他回去工作。中国人的发明时代早在一千年前就结束了，现在他们的改装和修补技巧正日臻完美。然而这种修补并非不留痕迹，被打上的补丁往往非常明显——这个社会到处都是补丁。他们补内裤、缝袜子、修鞋子。再仔细一想，他们用油漆抹掉墙上的毛主席语录，又写上新的标语，也可以说是一种补丁。

由于看来看去都是整齐的园地，我的眼睛感到十分疲劳，这让我期待见到一些更加原始的风景。到目前为止，我在中国似乎还没看见过什么野地。经过农民改造的郊外，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秩序。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吞噬所有的郊野。

广东是个很潮湿的省份，它的一大特点就是看上去永远不知疲惫：这里土地丰饶，一切井然有序，到处生机勃勃，我见到的每样东西都有明确的用处，每个人都有清晰的目标，我感到眼睛很累——因为就连一丝的随意或者偶然也见不到。

要想形容中国不是什么样子，其实非常容易。如今在这里已经看不到狂热的工人和农民成群结队地高喊口号，也感受不到浓厚的政治氛围。这个国家建设得不是特别好，实际上有些楼房的粗劣程度是我从未见过的。它的城市并不光鲜，甚至很多农村看上去都是支离破碎、皮开肉绽的。这里没有井然的秩序，充满了吵闹与喧哗。它已经摆脱了过去的样子——在广州尤其如此。这一点显而易见。

然而，要讲清楚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却是件很困难的事，但倘若能理解它的纷繁复杂，那么也许就会有点希望。可是当时的情形却令我发狂，因为我只能坐在那看广州的雨下个不停，完全不知道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后来我碰到了一大堆装腔作势的人——可能在广州这种人比别的地方更多，因为这里有更多外国游客——于是我想：我还是闭上嘴，把这些都记下来吧，我会继续穿越中国的，我要跟随火车走遍这个国家的角角落落，我要去它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去它最炎热和最寒冷、最干燥和最潮湿、最空旷和最拥挤的地方。这是我唯一的办法，在那之后我就会有清晰的思路了。

“在毛泽东时代，人们起码还有某种信仰——那是一种理想主义和共同奋斗的精神。’共同奋斗’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说法，体现着某种团结一致的思想，而如今这种思想已经销声匿迹。他们不再友善，不再礼貌。我觉得他们已经迷失，他们的结局会很可怕。”丽莎•帕卡德的话非但没让我垂头丧气，反倒让我更加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旅行之中。

第六章 开往呼和浩特和兰州的324次列车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和这个沉默寡言的小个子男人一起坐火车去呼和浩特。有意思的是，这恰恰可能是我在中国最恼人的一段经历，如果他们不用这样的方式纠缠我，派这个保姆一样的官员来处处妨碍我的话，本来我可以感到很愉快的。

中国人都是鸟痴，他们用高昂的价格购买最珍稀的鸟类，把它们养在丁点儿大的漂亮笼子里，或者干脆吃掉。确切地说，这根本不是爱鸟。他们渴望占有鸟类，但并不会珍惜爱护它们。

我说：“也许是因为限制放开了，人们有了更多自由。”我还告诉他，书上说暴政一旦有所放松，人们就会更加肆意妄为——有时候突如其来的自由会带来混乱，但并不是因此就要反对自由。

“我不知道，”陆先生说，“我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事。即使在形势不好的时候，中国人也会表现得非常有责任感，这样才不会让家人蒙羞，但现在每个人都自私自利的。”

我觉得一个间房住五个人已经是一种控制生育的形式了，但我并没有说出来。在这个既没有任何隐私也没有什么树木的国家，能怀孕生孩子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第七章 铁公鸡

晚些时候在他那题为“保罗·索鲁”的机密备忘录中，方先生也许会用他的羽毛笔匆匆写了：此人对小便很感兴趣。

大部分其他国家的特色景观都是小树林、牧场，甚至沙漠，所以你会立马想到加拿大的枫树、英国的橡树、苏联的桦树以及非洲的沙漠和丛林。但提起中国你不会想到任何一种风光，中国风景中最常见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画面中往往有一个人——有时经常是许多人。每当我望着某处风景时，总会发现那里有个人也在反瞪着我。

晚上八点左右，当火车经过嘉峪关时，我正在空荡荡的餐车里吃饭。此时窗外的风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戈壁滩的夏日黄昏，一座中国城镇在沙漠中闪着金光，而矗立在那里的足有十层楼高的建筑，就是长城的最后一道关口——嘉峪关的瞭望台，它看上去就像一座由层层塔檐堆起的城堡。列车在长城尽头放缓了速度，一堆破碎的泥砖和残损的炮台映入眼帘，常年的风吹不但造就了它们古朴的姿态，也将砖石表面舔吮得光滑锃亮。在逐渐熹微的天色中，这座古长城遗迹影影绰绰如幽灵一般，而嘉峪关则显得仿佛是中国境内最后一座城镇。

我心想：吃早饭对你有什么好处？然而，他这样说并不仅仅是出于对用餐时间的神圣态度。食物是付过钱的，所以得吃掉。最重要的是，吃东西时是中国人感到最自在的时候。在他们眼里，一顿饭经常是一次慰藉，一场欢庆。

我们一起沿山路溜达着，途中经过一个公厕——中国人总喜欢在风景优美的地方建厕所——虽然我们在40英尺（12米）开外，但仍然难以招架它发出的那股恶臭。我在中国见过的每一个公厕条件都很恶劣，根本无法使用。所有来过中国的老外都会提到它们；但中国人自己从来不提——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洁癖，而是因为对此感到羞愧和漠然，宁愿默默地忍受。

我愿意相信中草药能够治疗高血压，并且针灸也能发挥实际作用，可是如果他们把一只死猫头鹰碾得粉碎，跟我说“妙啊，妙啊——这个对你眼睛有好处”，我会回敬他们一个词：“Bullshit（屁话）！”我要是没这么做，唯一的原因就是我还不知道这个词用中文怎么说。

在中国生存着为数不多的老虎，有的在湖南，有的在遥远的东北。不用说，老虎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它们能找到的食物太少了，极度饥饿时，这些老虎甚至会吃昆虫和青蛙。我在《今日中国》杂志上看到有人这样写：

（中国）虎浑身是宝。虎皮可以做成名贵的大衣，老虎的骨头、肾脏、胃和阴茎都是非常名贵的药材。用虎骨制药，可以有效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捕杀现已所剩无几的动物原本已经够糟糕了，但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更是愚蠢至极。有人说“美味可口”是写给灭绝物种的最好墓志铭，也许他们是对的。

我没有同他争辩。中国人自己都常住在逼仄而不舒适的环境里，所以几乎不能指望他们对于生活条件差不多的鸟类报以怜悯之心。事实上，中国人生老病死的方式，与他们的动物极为相似。

第八章 开往西安的104次列车

中国人要是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似乎从来都不会遮遮掩掩。他们会大大方方地看你——我要是翻开钱包，他们会往里面瞟；我要是打开旅行包的拉链，会有一群人围过来看我有什么衣服。他们很少单独行动，经常挤在围观的人群中，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敢放心大胆地看。奇奇怪怪和可怜巴巴的人最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每个人都会像这样清嗓子、吐痰，他们的痰有时会成滴快速落下，有时则会拉成细条缓缓下流，就像顺着痰盂边缘而下的烛蜡。一般他们都会吐在垃圾篓里或者树干旁边，但就算政府专门发起倡议，也无法阻止一部分人随地乱吐，我见过有人把痰吐在地毯上，并且还记得要礼貌地用鞋底去抹两下。

他们讲话非常大声，就当别人是聋子一样，唠唠叨叨的，很是烦人，好像没人在听，必须吼出来才能让人听见似的。广播和电视的声音也极响，往往都调到了最高音量。为什么会这样呢？全国人民听力都不好吗？或者说这只是一个可悲的习惯而已？

他们常常不关门——全国人民都这样，而且他们还喜欢坐火车时不穿外套，脱得只剩下贴身衣裤。他们天生不喜欢约束，即便是最短的旅程，也能被他们变成一场睡衣派对。他们衣着干净整洁，行李收拾得井井有条，但却热衷于乱扔垃圾，把厕所弄得跟地狱一样。他们自己穿戴整齐地下车，身后的列车里却被搞得一片狼藉，这现象真让人匪夷所思。

他们随地吐痰、大喊大叫、喜欢盯着人看，而且还不穿外套。虽然有这么多问题，但他们却很少吵架。他们极其羞涩、谦卑甚至懦弱，并且非常天真。毛主席说过：“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在火车上，他们总是显得若有所思。

我讨厌在中国观光。在我看来，中国人的本色早就隐匿在了他们重修的废墟之后，所以没人能近距离观察到他们的生活。而且，他们的重修做得很糟糕——不是修坏了就是漆得太马虎。这些地方常常拥挤喧闹得无法想象。

第九章 成都快线

雾中的风景显得十分柔和，但当所有迷雾散去，原本质朴宜人的风光却露出了老态。在这样一个潮湿的夏日早晨，农民们正同往常一样辛勤地劳作。中国的耕作方式能把人的腰累断，但让人感到些许安慰的是，农民如今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比教师和工人要富裕得多。

第十章 驻足峨眉山：开往昆明的209次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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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开往桂林的80次快车

我把鸽子、蛇汤、麂子、鹌鹑、鱼肉和甲鱼都尝了一遍。这些东西的味道都很好，但中国的野生动物是如此之少，因此这顿饭让我感到既恐怖又压抑。这些动物在这个国家都濒临灭亡。我总是很讨厌中国人吃珍稀动物，比如熊掌、鱼唇和鹿鼻。我读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的老虎数量正越来越少，但中国人却仍在不停地屠杀它们，迷信地拿它们来治疗阳痿和风湿病，这简直让我作呕。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的行为也很恶心。这种吃法只能拿来供骄纵的富人消遣。

身为老外的我，肯定被他们当作了从某个穷乡僻壤来的浑身毛的大鼻子怪物。在中国人眼中，外国人都是乡巴佬。我们的国家都是挤在“中原王土”边缘的蹩脚小国；我们居住的地方微不足道却又千奇百怪。他们曾以为，为了不被老鹰抓走，我们会把自己跟别人捆在一起。我们有一些社会很奇怪，里面全是妇女，她们盯着自己的影子看就能怀孕。我们的鼻子长得像食蚁兽，体毛比猴子还多，体味闻起来跟死尸一样。我们当中有个奇怪的种族，那些人胸口上长了个洞，只要用杆子从洞里穿进去，一个人就能把另一个人扛着走。如今这样的观念大都已不复存在，但它们却造就了一些自欺欺人的谚语，其中有的似乎也无不道理。所以，我刚才听到的笑声应当是发自内心的。

第十二章 乘慢车去长沙和韶山：“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外国人在中国（除了三四个大城市外）最常遭遇的一种情况就是：在一个死气沉沉的房间醒来，看见满是水渍的天花板、破旧的窗帘、表面凹凸不平的暖水瓶和稀巴烂的地毯，根本搞不清自己是学生、客人、病人还是囚犯。

“到目前为止，人们来这都不是为了看风景。”李先生这话千真万确，人们来这里都是为了朝圣。他们以前要向西步行75英里（120千米）才能到韶山，后来——在1960年代末铁路修好之后——也可以搭乘中国最奇特的列车过去。过去，人们用“太阳从东方升起”来暗喻毛主席出生在这里，这个说法至今仍深得人心。为了纪念毛主席，还有中国人曾给自己取名“韶山”，我就遇到过不只一个“李韶山”。

韶山的人潮已经退却，如今它已成为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小镇——走到哪里都觉得魅影重重，回声阵阵，而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我。这里其实很漂亮，是郊外度假的好地方，身边到处是迷人的树木和碧绿的稻田，溪水从村中穿过，将一片片荷塘注满。要是在任何别的地方，这样空空荡荡的氛围也许会让人感到沮丧。但是人们不再热衷于此地，却表明了一种健康的心态——他们现在拒绝膜拜政治家，还有比这更健康的吗？再说，能见到的少数几个人也都是来野餐而不是朝圣的。

第十三章 北京快线：16次列车

在中国，你的想法很容易被否定。前不久我才觉得中国的改革日新月异，一切都欣欣向荣，人们获得了更多自由，外国投资也越来越多

安德鲁将自己视为一个个体，他有自己的愿望和需求。过去35年间，如果你问学生们有什么志向，人人都会回答：“为人民服务。”但安德鲁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从商”“赚钱”和“进出口”。他的思想相当开放，学习也刻苦。

懒惰的旅人和游客为中国的神秘感所吸引，但要了解中国人其实很容易。中国人在不得不听天由命的时候，总是一副面部扭曲、怒目斜视的样子。他们要是沉默起来，这世上无人能及。像往常一样，我到处问了些挑衅的问题，但是没什么收获。

车上还是很吵。有个男人在大声喊叫——他并没有生气，而是在跟人正常说话。我突然想到，很多监狱里的情形肯定也是这样：广播里传出的永远是权威者的声音，人们都挤在一起，没有半点隐私可言。因此，对于习惯了沉默和独处的人来说，在中国旅行是一次奇特的经历。

第十四章 开往哈尔滨的国际快线：17次列车

列车员又回来了几次，最后她用老办法夺走了我们的寝具。我突然想到，要是在英国寄宿学校的话，这些列车员一通常是女的——肯定可以成为出色的女舍监。她们不仅专横跋扈，唠唠叨叨，自谓无听不知，而且嗓门尖锐，一点幽默感也没有，除此之外，她们还行事刻板，在规则面前毫无灵活性。她们何止强硬——简直是坚不可摧。没了她们，列车便无法运转。

第十五章 开往朗乡的慢车：295次列车

太阳刚出来，列车就呼呼啦啦地冒着白烟进站了。这趟车从600英里（965千米）以外的大连开过来，途中每一站都停。正因为如此，车上的垃圾多到让人叹为观止——到处是花生壳、苹果核、啃过的鸡骨头、橘子皮和油兮兮的纸巾。车内又脏又冷，连人们吐在地上的痰都冻成了一坨坨奇怪的黄绿色的冰。

即使穿了三双袜子和保暖靴，我的双脚还是很冷，而且就算有了厚毛衣、羊皮背心和皮外套，我也没有觉得特别温暖。我戴着帽子和羊毛衬里的连指手套，像个傻子一样，但恼火的是我还是觉得很冷，或者说至少不暖和。此刻我多么地怀念南方夏日的火车和闷热的“铁公鸡”之旅啊，当时我还能穿着我的蓝色睡衣在车上到处乱转！

我在座位上冻僵了，戴着手套捧着《当代英雄》，用鼻子翻着书。一旁的中国人也许在想：这就是他们鼻子那么长的原因吧！虽然这本书很薄，但我一直没看完，有好多次我都是从头开始读的。

我独自走到了森林更深处，见到了更多鸟类群群硕大的啄木鸟正扑闪着翅膀。在麻省的桑威奇，平日里就能看见这么多鸟，但这里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动物圈养程度最高的国家：要是看见野生鸟类，中国人一定会先舔舔嘴巴。

第十六章 开往大连的火车：92次列车

田先生耸耸肩，和我握了握手，一个字也没说便走开了。这就是中国人的告别方式：不会徘徊逗留，不会交换地址，不会依依不舍，不会有任何的多愁善感。他们只是在离别时刻背过身去，因为从此你将不再重要，因为他们还有那么多其他的事情要操心。就像中国人聚餐之后的分别一样，大幕砰然落下，然后大家都消失不见。虽然这样的分别方式有些敷衍，但我并不在意——这显然让他们远离了虚伪。田先生渐行渐远，很快便消失在一片穿蓝衣的人群之中。

我不停地在各个车厢间穿梭，同车上的人打招呼，交流了几句之后，我总会说声：“好冷啊。”

他们只是笑笑，或者耸耸肩。对于厕所里的冰锥、地面上结的冰、餐车中呼啸而过的风以及在车厢连接处形成的冰窟，他们都无动于衷。我真羡慕这种毫不在乎的态度。虽然我在中国见过很多胆小鬼，但坚忍不拔却是中国人最大的特点。

孙先生还在坚持自己的提议。我知道辽宁省旅游局推出了不少特别的旅游项目吗？游客有很多选择，比如“单车游”“本地美食游”“康复游”或“疗养游”——“使用传统中医理疗方法，治疗和康复效果更好”。然而沈阳远远算不上疗养之地，在我看来，即便是最健康的人来到这里，最后也会患上支气管炎。

第十七章 开往烟台的“天湖号”游轮

这艘船上全是爱吐痰的人——这和海上的空气有点关系，还有就是也许大家都想好好清清喉咙。我原本都已决定忽略吐痰的人，但上船后我才意识到为什么自己会因为中国人吐痰而困扰不已。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并不擅长吐痰。

中国的交通工具上总是人满为患——很少有空座位，从来没有空车厢，这着实让人郁闷。不论日期、时间和季节，火车、公交和轮船上都是如此。你从来无法确定自己能否在车上找到座位，这种情况下，即便你挤上车时抢到了位置，也可能随时失去它。在中国搭交通工具往往会很挤，而且总是不舒服，每一次都像一场斗争。这样的经历几乎不会给你带来什么乐趣，但是它的过程却是紧张而难忘的。我猜想，在中国旅行后，我会不断地渴望独处。

第十八章 开往青岛的慢车：508次列车

第二天太阳出来时，青岛这种如梦境般的荒诞氛围也没有消失。它白天的样子几乎和晚上一样奇怪，但没有那么恐怖了。在一些深受欧洲建筑影响的外国城市，我并不会感到轻松自在。思乡情切的帝国主义者们会在异乡修建花岗岩大厦、浸信会教堂、尖顶的天主教堂和带有整洁前院的半独立式洋房，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点吓人。它们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弄得我头晕眼花。

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书中可以找到遥远的过去——那些辉煌而有趣的历史，也可以读到最近的事——大部分都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然而，这二者之间相隔的一千年中国历史，却都是模糊不清的。或许这段历史在政治上有问题，或许它让国家蒙羞，或许它充满了矛盾。

另一位女孩说：“我觉得自己老了。”——她才二十二岁。她解释道：“好像我人生的一切都已经决定和安排好了，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我会毕业，会拿到研究生学位。政府会说，我必须当老师。我一生都要那样度过。”

“如果可以自己选择，你会干什么？”

“我会去旅行——不一定要去外国，”她说，“我想在中国四处走走，就是闲逛而已。这里没人闲逛，你注意到了吗？大家的心态都不够开放，做事情从来不会没有方向。每个人都有一个目标。但我想到处转转，跟人说说话，而且要去偏远一些的地方，比如甘肃和新疆。”

第十九章 开往上海的山东快线：234次列车

众所周知，中国的电话简直是不可救药。你无法直接拨号连通任何外地城市，就算打本地电话也很困难。好不容易接通之后，你还经常能听到五个或者更多人在同时说话。中国的电话同中国的生活一样：无处没有他人的存在，大家挨得紧紧的，做着和你一模一样的事。不仅如此，电话线路还经常出故障，你要等上八个小时才能重新连通。

他们的电话中充满了喊叫声，在中国没人在电话里平心静气地聊天。

对于任何一种旅行而言，都有充分的理由回过头去验证一番你此前的印象。无论如何，旅行往往就是要抓住某个瞬间，而且它是一种个人体验。即使你我一同上路，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感也不尽相同。我们对于旅行经历的描述会不一样。

第二次上海之行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拥挤的人群和交通——人们与车辆争夺着先行权；因为恐怖和美丽的强烈反差；也因为它神经质般的活力，这是一种上海所独有的狂乱。

纽约则一直在建高楼大厦，它注重室内空间——并且充满了秘密。上海最重要的地方是街道，它的室内空间不足以容纳这么多人，所以大家都在街头工作、聊天、做饭、玩耍和做生意。这座城市人口过剩，但找不到其他方法应对。它的问题在所有城市中最普遍也最明显，但对于称赞它的人来说，也许这正是魅力所在：随便一个在街上闲逛的人，都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上海的市井生活带有强烈的旧中国气息，而这些画面似乎又让这座城市更具“氛围”。然而，我宁愿换个地方生活，因为我不想随时跟人相撞，不想无时无刻都在躲避车流，我希望听见自己思考的声音。

天下起了雨。雨水开始渗进我的心灵。我穿行在教堂附近那些迷宫般的小巷中，在绵绵细雨里瞥见一幅又一幅古代中国的画面。那些夜晚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独自跋涉在雨中，扫视着各家的窗户，看人们熨衣服、做面条、贴大红春联，看他们在蒸汽腾腾的廉价馆子里喝酒狂欢，看厨子们杀鸡。在上海黑暗的夜色中，这种默默无闻的感觉很是美妙，没人能看清我的脸，但我却能清楚地听见一位母亲在斥责自己的孩子：“你到哪里去了？”

第二十章 开往厦门的夜车：375次列车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指受过高中教育、干白领工作的人，而不是那些戴眼镜的呆子，他们整天只知道一边坐着品茶一边大谈孔孟之道。中国社会其实更容易从反面定义，因此可以说知识分子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会读书写字，工作时不用弄脏双手的人。

魏先生说，他很反感把那些粗话翻译给我听，但我告诉他，我只有知道了这些才能更了解中国。我还向他解释说，英文中的“王八”是“cuckold”，它源自“cuckoo（傻子）”一词，显得更有逻辑。我跟他说，母王八可不是好的交配对象。只要交配一次，它们就能下好几年的蛋！

“您不但对吵架感兴趣，对生物也挺感兴趣。”

“我对什么都感兴趣，魏先生。”

就是在这栋楼的图书馆里，我找到了董乐山先生翻译的《一九八四》，这本书是1985年在广州出版的。董先生以前跟我说这本书是“内刊”，只在沉稳可靠的知识分子间传阅。但他显然错了，厦门的任何人都可以从图书馆借走这本书——我还特意向图书管理员求证了这件事。

“这本书很好看吗？”她问。

“特别好看，你会喜欢的。”

“那我今晚就带回去！”

第二十一章 开往青海西宁的慢车：275次列车

至于中国本地游客，看起来则更像衣衫褴褛的朝圣者。他们不会在这里花钱，因为根本没钱可花。他们的单位租了些破旧的巴士，把员工们一股脑儿都塞了进去，然后便拉着他们行驶几百公里，来到这里参观宝塔或陶俑。他们甚至认为外国游客住的酒店也值得多看一会儿。于是，他们就站在60英镑一晚的西安金花大酒店门口，看着老外们进进出出。天真的中国人至今仍以为，看老外也算是一种观光。

青海的面积比整个欧洲都大，但却空旷得很。然而，身处这样一个棕褐色的、死气沉沉的世界总觉得怪怪的，目之所及竟然没有一样能吃的东西。它就像一颗死亡星球。眼前的风景可以吓坏来中国的游客，而中国人自己也会心生恐惧。在中国人眼中，它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它处于世界的边缘，什么也算不上。

后来我记起了老旧的北安普顿医院，学生时代我曾在那里工作过，于是我心想：就是它！西宁宾馆整个就像一所疯人院。宾馆的房间逼仄狭小，食物、消毒剂和污水的气味混在一起，紧闭的房间会突然传出粗厉的抱怨声，电视根本没人看，伤痕累累的墙壁显然受到过暴力袭击，窗户上钉着木条，阴暗的走廊上总有人拖地，有客人蹲在座位上一言不发，安静得如同一只鸡在栖息。所有这些场景，都仿佛是我所熟知的那家老式医院生活的重现。即便是那些女孩子也不像平常有求必应的中国服务员，而更像是沉默寡言又无所畏惧的疯人院看护人。

西宁是那种既质朴又破落的中国城市，但我已开始喜欢上这里。它没有美丽的外表，但这没有关系。

我喜欢西宁，就像喜欢黑龙江的朗乡一样：因为它们都位于真正的乡野之间。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地方唯一的“夷人”。三月中旬是旅游淡季，一般没什么人来，这也是他们愿意搭理我的另一个原因。此时此地，能在家乡看见一个远道而来的“夷人”也不失为一件新鲜事。

第二十二章 开往西藏的列车

拉萨离我们有1000英里（1600千米）。我朝西藏方向望去，瞥见一辆冒着蒸汽的黑色火车。唐古拉山脉的蓝色山峰和山脊之下，是一片白得耀眼的雪地，那火车正吃力地在雪地中前行。这是我在中国见过最迷人的画面之一：列车吭哧吭哧地行驶在白雪皑皑的沙漠之中，它身后的山脉晶莹剔透，头顶的天空万里无云。西藏犹如一颗巨大的钻石，眼前的一切都如珠宝一般，冒着轻烟，闪着灵光。

外表越是普通，就越像救苦救难的英雄。

在逐渐暗淡的光线和寒冷刺骨的空气中，这片高原似乎失去了原有的浪漫色彩。一位法国旅行者曾写道：“与这片土地相比，连戈壁都显得丰饶起来。”事实的确如此。“月球表面”是最常用来形容这种地方的词，但这里却比月球表面更甚——它完全是另一个星球。

西藏地处偏远、幅员辽阔，又有诸多奇风异俗，对谁来说都充满魅力。这地方对我来说精彩极了，仿佛人间最后一片净土；它就像一块极地冰盖，却更加空旷。

很久以前，有一名欧洲探险家来到西藏，他在看见一座美丽的雪山时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而当我亲眼目睹西藏的风景时，我便明白了他当时的反应并不奇怪。这样的景致用“触动人心”还不足以形容——那光，那空气，那四下无人的旷野，那平原和山峰，仿佛都充满了魔力。

这里虽然偏远，却让人感到安心自在，它有着最美丽的草地和群山环抱的旷野。可以说这是一片山间风景，但却没什么山谷——蓝白相间的高原上，有牦牛身上的铃铛响，有明亮的冰川，有星星点点的小野花。此情此景，有谁不会流泪呢？

雪在西藏人眼中代表神圣与纯洁，在精神日渐枯竭的情况下，他们需要这样一个无瑕的象征来证明自己内心依旧自由：这些雪山便是神灵存在的证据。

这趟中国之旅是如此漫长，我为此耗费了许多精力。于我而言，它不再是一场旅行。它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旅行结束时，我感到自己即将踏上的不是归途，而是一条离别之路，真舍不得离开。

几天之后离开酉藏时，我抬头望山，双手合十，我发明了一句笨拙的咒语：请让我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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