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西方哲学史讲演录》个人摘录（第十讲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

第十讲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

讲完了17、18世纪的欧洲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之后，我再来介绍一下18世纪法国的启蒙哲学，主要是当时的一批法国思想精英如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激进的宗教批判思想和哲学观点。这些法国启蒙思想家尤其是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的观点，通常被称为唯物主义和“战斗的无神论”，在当时的欧洲，这些思想可以说是破天荒的、惊世骇俗的。此外，在法国启蒙阵营中还有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奇葩让—雅克·卢梭，他的基本观点与法国启蒙思想的主流有些格格不入，但是却对后世西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在比较法国思想与德国思想的不同特点时通常喜欢说，法国人的哲学往往具有显著的文学色彩，充满了感性的光辉；正如德国人的文学通常具有浓厚的哲学味道，充满了晦涩的气息一样。虽然如此，但是，法国启蒙运动毕竟是近代理性精神高涨的历史结果，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意味着新兴的理性精神已经决定性地战胜和超越了传统的宗教信仰。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特征

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契机，一个宗教宽容的时代开始逐渐取代宗教专制和宗教冲突的时代，宽容精神成为新兴的时代精神特征。尤其是在英国、荷兰这些率先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宗教宽容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常识。你可以信天主教，我可以信新教，我们彼此相安无事，同舟共济，大家都是英国的臣民、荷兰的公民，为了共同的国家利益而超越宗教分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法国统治者却废除《南特敕令》，取消宗教宽容，加强信仰专制，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路易十四之所以要废除《南特敕令》，宣布在法兰西只许信仰天主教，是出于一个现实的政治原因，这就是通过宗教专制来加强政治集权，削弱以胡格诺派信仰为由而与中央政府闹独立的法国封建贵族。从这个现实的政治原因来看，可以说，废除《南特敕令》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当时路易十四面临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分裂，为此，他必须用强化天主教信仰的方式来加强政治上的集权，消除那些打着胡格诺教信仰旗帜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封建贵族，迫使他们放弃胡格诺派信仰，同时也放弃在封建领地的政治权力，从而顺利地实现中央集权。

由此可见，这种废除宗教宽容的做法，在思想上和宗教上是很反动的，但在政治上却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只有借助宗教专制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封建藩镇，才能运用国家的力量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近代欧洲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哪个国家率先完成了中央集权，实现了对封建势力的削弱，哪个国家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快车道，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反，哪个国家如果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之中，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就会陷入积弱不振的状况。前者如法国和英国，后者的典型例证就是德国。

素来循规蹈矩、不尚偏激的英国人在创立近代实验科学与经验哲学的同时，也开创了一种温良的神学思想，即自然神论（Deism）。

正是在这种温良宽松的宗教氛围中，科学（经典地表现为牛顿开创的机械论世界观）和民主（经典地表现为洛克奠立的宪政法权理论）在英国社会中深深地扎下根来，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并且从英国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引发了风靡一时的启蒙运动。

思想解放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着理性的大旗，立场鲜明地反对宗教专制和君主专制，提出了一些骇人听闻的激进观点，例如无神论和唯物主义。

总而言之，由于18世纪法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宗教上和政治上的专制与文化上的开化，导致了法国启蒙运动偏激暴烈的批判风格，走向了公开的、战斗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在文化禀性上，法兰西人与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拉丁民族一样，都具有情感充沛、思想开放、头脑机敏、作风犀利的特点，而且敢为天下先，虽然远不如德国人那样思想深刻。这就使得法国启蒙运动如同平地惊雷一般在欧洲大地上轰响，掀起了极其猛烈的批判风潮，并且激发出极具破坏性的实践后果——法国大革命。

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伏尔泰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也是名满欧洲的法国大文豪，在文学、哲学、史学、政论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他的思想自由、文笔犀利，讥讽嘲弄入木三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是当时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知识界人人敬仰的思想巨擘。

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来看，理性初甦的17世纪是由两个英国人来代表的，这就是牛顿和洛克。牛顿开创了一种科学的精神，洛克则开创了一种民主的精神，所以科学和民主这两个新事物，即中国人所说的“赛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最早在17世纪是由这两个英国人来代表的。

伏尔泰启蒙思想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推崇自由和反对专制，主要表现在他的宗教批判方面。

自然神论是17世纪从英国产生的一种思想流派，这个思想流派的最大特点就是认为上帝是一个理性的创造者，一个高明的数学家，或者一个伟大的钟表匠。上帝按照理性的法则创造了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理性的规律，这样就把自然世界变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同时自然神论又认为，基督耶稣是一个道德楷模，他对我们的救赎主要表现为道德方面的启示，所以我们信仰基督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伏尔泰在英国时深受自然神论思想的影响，他在后来所写的《形而上学论》一书中，表达了一种关于上帝存在的设计论思想。他根据一个钟表的机械结构，推论出一个钟表匠设计这些机械结构的目的所在；同样，他根据人体的复杂器官，推论出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他的结论是：“有一个理智的存在物安排了这些器官，使之在母腹中得到九个月的孕育和滋养；于是为了看而赋予眼，为了抓而赋予手，如此等等。”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和谐有序的规律，我们对这些规律研究得越深入，我们就越会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一位伟大的设计家设计出来的。自然界充满了设计的痕迹，不然的话，世界为什么会这么精美和谐呢？这种关于上帝存在的设计论证明，是英国自然神论的经典证明，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著作中也明确地表述了这种观点。

从这种意义上说，上帝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自然，而在于社会和人心。伏尔泰深深了解这个文化奥秘，他说过一句名言：“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制造出一个来！”没有上帝，这个社会就没有了正义；而没有了正义，道德就无法伸张，好人得不到好报，恶人遭不到惩罚，社会岂不就乱套了吗？所以，一个上帝的存在，在实践上是绝对必要的，虽然在理论上不一定是必然的。

虽然伏尔泰不断宣称自己信仰上帝，甚至还装模作样地在凡尔纳的庄园中建造了一个小教堂（伏尔泰晚年一直自称为“凡尔纳教长”），但是他却始终把基督教看作一场精心设计出来的骗局。他诙谐地认为，上帝就是因第一个傻子遇到的第一个骗子而生的，傻子蒙昧无知，骗子居心叵测，于是上帝就应运而生了。

伏尔泰在哲学上接受了洛克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和经验主义认识论，认为一个具有广延性和不可入性的物质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感觉经验来认识这个世界。但是他却像牛顿和自然神论者一样，为这个充满了“协调性”和“合理性”的物质世界确立了一个作为初始原因的“第一推动”。上帝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一劳永逸地为自然界制定了法则，从此不再干预世界的运行。这样一来，人们只须通过感觉经验来认识客观世界，掌握自然万物运动的内在规律，从而驾驭它和利用它为人类造福。

在政治法学方面，伏尔泰大力宣称自由权利思想，反对君主专制。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自然法学派思想家一样，认为在上帝颁布的“自然法”中已经包含了平等的自由权利，包含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尤其是拥有财产的自由，这是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平等的自然权利。伏尔泰强调，所谓“自由”并非为所欲为的任性，并非“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维护各自的自然权利，而社会的法律和秩序正是建立在这种相互尊重的自由之上的。后世作家托名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精辟地表述了伏尔泰对于自由的理解。

伏尔泰强调权利的平等，但是却认可事实的不平等，他认为，由于人的自然天赋的差别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财产的平等权利必然会随着贫富分化过程而演变为事实上的不平等。

伏尔泰反对君主专制，但是却要维护君主制度和贵族特权，他想要的是一个依照法律来进行统治的开明君主（如同英国的立宪君主和自称“国家第一公仆”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而不是一种把君主和贵族送上断头台的极端民主。在权贵逢迎和优裕环境中进行社会批判的伏尔泰始终强调权利上的自由，而与伏尔泰针锋相对的卢梭却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大声呼吁事实上的平等。

“百科全书派”思想家

法国老一辈启蒙思想家除了伏尔泰，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这位出身豪门、博学多才的波尔多男爵虽然身居高位，却不断地通过著书立说来揭露法国专制制度的邪恶和上流社会的腐败，宣扬君主立宪和分权制衡的政治理想。

孟德斯鸠强调，所谓“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他依据法治原则把国家的政体形式分为专制、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三种：专制政体下无法可依，社会秩序只能靠暴力和恐惧来维持；共和政体法度严明，秩序井然，但是很容易被野心家篡夺权力而演变为专制；唯有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是最理想的政体形式，它建立在三权分立的法治基础之上。孟德斯鸠把洛克首倡的立法、行政、外交三权进一步完善为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理论，对三种权力的基本内涵和制衡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他还认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体形式要取决于它的地理环境和其他自然人文背景。这些政治法权思想不仅构成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法理学根基。

如果说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等人的启蒙工作主要是从社会批判（政治、法学、历史等）入手的，那么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的启蒙思想则主要来自他们的自然观。狄德罗认为，自然界是一个独立的物质系统，运动是这个物质系统的固有属性，自然界的运行并不需要一个牛顿式的“第一推动”（上帝）来加以说明。他借鉴莱布尼茨关于单子的能动性和相互联系的思想，认为自然万物都是由最小的物质微粒——分子所构成，这些分子形态各异，它们都遵行其内在规则而运动，相互结合，从而形成了一个从矿物、植物、动物一直到人的井然有序的宇宙大系统。即使是人的感觉活动和思维活动，也是从最迟钝的物质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微弱感受力中发展出来的。

狄德罗强调，自然系统中的所有事物都处于相互联系和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在这个物质的大系统之中，没有上帝的立锥之地；在这个大系统之外，也同样不需要上帝作为“第一推动”。

与出身平民的狄德罗一样，有贵族身份的霍尔巴赫也把自然界看作一个物质的大系统。他在代表作《自然的体系》中开宗明义地给“自然”下了一个定义：“自然，从它最广泛的意义来讲，就是由不同的物质、不同的配合以及我们在宇宙中所看到的不同的运动的综合而产生的一个大的整体。”这个自然体系是由以广延性和运动性为其本质属性的物质所构成，处于普遍的因果链条之中，从最简单的物质形态，到人的肉体和精神，再到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都必须从物质运动的角度来加以说明。思维活动不过是物质（大脑）的分子运动，社会现象也可以还原为物质运动的因果关系，一切事物都受到自然必然性的严格制约。

这种唯物主义观点虽然充满了机械性的特点，但是却把上帝从自然界中彻底驱逐出去了。我们今天在大学课堂中所学习的唯物主义哲学原理，虽然已经克服了18世纪唯物主义的机械性，但是其基本观点——世界是物质的，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运动是有规律的，等等——仍然来源于此。

在霍尔巴赫看来，一切宗教都是迷信的结果，而迷信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对于自然力量的无知和恐惧。

总而言之，在激进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看来，基督教整个就是一场大骗局，就是愚昧加欺骗的产物。伏尔泰曾把上帝的出现说成是“第一个傻子遇到的第一个骗子”，另一位老一辈启蒙思想家梅叶神父认为，一切宗教最初是被狡诈的阴谋家虚构出来，继而被江湖骗子予以渲染，然后被无知的民众加以信仰，最后被国王和权贵加以维护。霍尔巴赫则声称，宗教原来是野蛮人的无知和想象的结果，但是现在仍然支配着最文明的民族。因此必须通过教育，用科学的知识来驱除蒙昧，用理性的光芒来照亮蔽塞的心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社会的福祉和道德境界。而这也正是启蒙的意义所在。

但是诚如后来黑格尔所深刻指出的，把人们千百年来虔诚信仰的宗教仅仅说成是一种欺骗的结果，这种观点恰恰表明了批判者理性水平的浅薄。所以法国启蒙运动的宗教批判并没有成为基督教的最终墓茔，而只是作为一个思想中介促成了传统基督教信仰的现代转型。

“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倡导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在这方面，爱尔维修与稍晚的英国哲学家边沁一样，成为近代功利主义道德观的重要代表。

从洛克的感觉主义认识论出发，爱尔维修认为，人的一切精神活动和实践行为都是建立在肉体感受性之上的，肉体感受性是人的一切需要、情感、意志、认知和行动的根本原因，而趋利避害、趋乐避苦则是肉体感受性的基本原则。追求利益和享受快乐是人之本性，基督教以耶稣为楷模而宣扬的那一套自我牺牲的道德观是与人性相悖逆的。每个人在本性上都是利己的、自私的或者自爱的，“利益”是推动个人活动乃至整个社会运动的主要动力。诚如自然界遵循运动规律一样，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遵守利益原则。因此，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利益构成了判断道德的标准，“个人利益支配着个人的判断，公共利益支配着各个国家的判断”。任何人都是爱自己胜过爱别人，利己优先于利他，教会人士和统治阶层奉劝人们放弃物质利益、扑灭欲望，只是为了把财富和权力据为己有。既然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它就是正当的、合理的，一切剥夺个人利益、阻止人们追求现世幸福的说教与行为，无论是打着信仰的幌子，还是依仗专制的权力，都是违反人性的。

爱尔维修认为，追求个人利益应当以不损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前提，无限膨胀的巨富和奢侈并不能增加个人的幸福，反而会造成社会的不平等。只有实现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共同幸福的美德。霍尔巴赫也主张在利己与利他之间保持平衡，在人际关系的社会中，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应该兼顾他人的利益，要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就要去帮助别人，利他是为了更好地利己。所以，一个真正的功利主义者是不会去做损害他人利益的坏事的，损人利己恰恰说明了当事者的愚蠢无知。

爱尔维修从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人的一切才智、道德和性格，都是被后天的环境和教育所决定的。

法国启蒙运动的“黑马”——让-雅克·卢梭

可以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有两位，一位是老一辈的伏尔泰，另一位就是年轻一代的卢梭。

卢梭出生于日内瓦的一个平民家庭，母亲早亡，从小缺乏母爱，父亲又经常云游在外，所以养成了一颗敏感的心灵，甚至有点神经质。

卢梭的那些卓尔不群的思想和行为遭到了他昔日朋友们的嘲笑和攻击，他本人则像堂吉诃德一样单枪匹马地对整个主流社会和知识阶层发起了猛攻。他不仅激烈地批判法国的君主专制、天主教专制和封建等级制度，而且与18世纪启蒙运动的几乎所有主流价值背道而驰。最后竟落得个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下场，成为法国政教当局和启蒙精英共同挞伐的敌人，陷入了极其悲惨的生存处境。

但是卢梭却提出了一种与此相反的观点，并且因此而获得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奖。在这篇论文中，卢梭明确地表示，科学、艺术的每一个进步都导致了人类道德的一次堕落，科学技术越进步，人类的道德就越败坏，“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当人们都在热情地讴歌文明的进步时，卢梭却发出了当头棒喝式的警醒：文明是一副奢华而腐蚀人心的枷锁，科学和艺术则是点缀在这副枷锁上的花冠，是一些无聊而虚荣的奢侈品，窒息了人们天生的自由情操和淳朴道德。

进步人士都在大力赞扬财产权利和私有制度，私有财产权与人的生命权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构成了洛克倡导的“天赋人权”的基本内涵。但是卢梭却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出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观点。

他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一种平等、自由的自然状态中，正是由于私有制的出现，使得人类日益走向了不平等的社会状态，自由也随之丧失。最初是贫富之间的不平等即经济不平等，后来又出现了强弱之间的不平等即政治不平等，最后则导致了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不平等，产生了专制制度。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社会不平等之后，到了绝对的不平等即专制时代，已经蕴含着推翻专制和各种不平等现象，重新建立一种社会的平等和自由的可能性。在这本书中，卢梭提出了一种关于平等（以及自由）的历史发展三段式，即自然状态的平等—社会的不平等—社会的平等，而导致这种历史演进的根本原因就是私有制。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洛克、孟德斯鸠等自然法学派的重要思想家都大力提倡三权分立，反对君主专制，为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奠定了重要的法理学基础。但是卢梭却在《社会契约论》中以“主权在民”的思想为基础，强调国家的一切权力归人民，人民主权不可分，反对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理论。

在这本书中，卢梭追求的最终目标不是权利的自由，而是社会的平等。他不仅主张废除等级制度来取消政治上的不平等，而且主张取缔货币，从而把经济上的不平等限制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水平。为了保证社会平等的实现，在他所设计的共和国方案中，不可分割的人民主权被表述为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概念“主权者”，而这个“主权者”的意志就是凌驾于所有具体的社会团体和个人意志之上的“公意”。从理论上说，“主权者”和“公意”代表全体人民及其意志，但是实际上，这个抽象的“主权者”和“公意”往往给那些宣称自己代表全体人民的统治者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幌子。

所以，黑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主权者”不过是君主其人罢了！罗素也认为，卢梭把一些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引进了近代的民主政治理论中，从而成为后世“极权主义国家”和“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卢梭所宣扬的这种社会平等和“人民主权”的政治理想，不久之后就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推到极端，导致了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在后来的政治历史中，以“人民”的名义来实行个人独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在这方面，卢梭的政治理论难逃其咎。

除了文明观、历史哲学和政治理论之外，在教育学和道德观上，卢梭同样背离时代潮流而另辟蹊径。当欧洲的知识精英们在大力倡导理性启蒙时，卢梭却在《爱弥儿》一书中以爱弥儿的教育实验为例，推行一种去伪存真的自然教育，反对文明社会的矫饰而提倡自由天性的发展。卢梭对爱弥儿的教育，注重的不是灌输科学知识，而是化育天然情感和道德良心。这种教育学思想在今天仍然极具启发性，与我们现在到处泛滥的应试教育、题海战术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培训班不同，卢梭主张让孩子们回归自然，充分发展自己的自由天性。

在道德观上，卢梭也开创了与爱尔维修等人推崇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迥然而异的动机主义道德观。他认为，动机良心是比行为效果更加重要的道德标准。

伏尔泰虽然对一切传统的东西都进行了批判，却对古典主义推崇备至；而卢梭则让长期受到信仰和理性压抑的情感喷薄而出，冲毁了古典主义的大堤，开启了浪漫主义的先河。

这种新觉悟很快就由于社会动荡（法国大革命）的加速作用而演变为一场汹涌澎湃的文艺思潮，席卷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的整个欧洲，衍生出从夏多勃里昂、司汤达到雨果，从华兹华斯、拜伦到雪莱，从歌德、席勒到海涅等一大批浪漫主义大文豪，而他们的开山鼻祖就是让—雅克·卢梭！

这就是卢梭这位思想奇葩的历史意义，他几乎与当时社会的所有主流价值分庭抗礼，同时也开创了对后世西方文化影响至深的各种新思潮。

卢梭对政治专制的批判并没有使他像伏尔泰等人一样寄希望于开明的立宪君主，而是提出了更加激进的人民主权的共和理想。同样，卢梭对宗教专制的批判既没有使他接受伏尔泰式的自然神论，更没有走向狄德罗等人的无神论，而是转向了一种奠基于自然良心之上的道德宗教和情感宗教，对后来的康德、施莱尔马赫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卢梭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宗教生活的根本在于内心的虔诚，宗教信仰的基础是良心而非知识。所以他主张超越各种宗教派别之间的差别和对立，提倡宗教宽容和彼此友爱，将上帝的信仰建立在内在的道德良心之上。

卢梭把天主教斥责为一种野蛮残酷的迷信，正是它的专制统治和偏狭教义挑起了无数的仇恨和迫害，造成了人间的罪恶和苦难。以基督作为楷模的宗教原本是一个充满了谦卑宽容精神的宗教，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演变成为世界上最狂暴的专制主义宗教。但是另一方面，卢梭又认为无神论同样也是善良心灵的一副毒药，它使人心变得麻木不仁，窒息了一切崇高的情感和神圣的信念，使人们变得唯利是图、寡廉鲜耻。

可见卢梭是站在苦难大众的立场上来对抗精英阶层的，因此不久以后，当法国大革命的平民领袖罗伯斯庇尔建立最高主宰崇拜时就明确宣称：无神论是属于贵族的，而广大的受苦民众却需要一位伸张正义的上帝。

豆瓣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662629/

说明：本文每一行均为部分摘录，阅读连贯性可能较差，个人存档用，推荐购买正版书籍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