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从费希特到黑格尔
康德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紧接着他之后出现了三位重要的德国哲学家,那就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他们把康德开创的德国古典哲学向前推进,围绕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及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自己的思考,表现了一种一脉相承的关系。在黑格尔以后,德国古典哲学又经历了从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费尔巴哈向马克思的转变。
费希特的“绝对自我”
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早年曾是康德哲学的追随者,但在1794年出任耶拿大学教授后,开始与康德分道扬镳,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作为紧接着康德之后出现的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与沉静稳健的康德相比,费希特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激烈而狂妄。
费希特像拿破仑一样,敢于实践、勇于创建,费希特的名言就是“行动,行动,除此之外还是行动!”。当然,在19世纪下半叶以前,德国人的行动始终是停留在思想领域中的,它充其量只是思想的行动,而不是身体的行动。所以,费希特所强调的“行动”也只能理解为一种关于实践的理论。费希特通过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批判,在具有鲜明实践特点的自我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康德的自在之物在唯物主义那里被叫作客观世界,费希特则把它叫作“非我”,以作为“自我”的对立面。这个“非我”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自我”中产生出来的。因此“非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与“自我”对立存在的(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它只是“自我”的派生物。在费希特看来,所谓自在之物根本就不是什么“自在之物”,它实际上是“为我之物”,只不过康德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所以,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自在之物到底是什么,而在于你是否具有了清晰的自我意识,是否意识到自在之物或“非我”只不过是“自我”的派生物而已。所以,费希特嘲笑康德只有四分之三的健全头脑,他主张把康德的批判哲学贯彻到底,把康德哲学中残留的唯物主义成分彻底消除干净。
费希特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康德关于知性的十二个范畴都是从判断表里分析出来的,他从质、量、关系、模态等四种不同的判断形式中,静态地分析出了十二个范畴。费希特却认为,这些范畴不是我们从现成的判断中分析出来的,而是从自我意识中合逻辑地演变出来的。第二,康德认为,知识的形式来自先验自我,知识的质料却来自自在之物。费希特则主张,自我不仅具有先天的知识形式,而且可以从先天的形式中创造出经验的质料。正如同自在之物本身就是从自我中产生出来的一样,质料也是从形式中合逻辑地生长出来的。因此,我们的认识并不需要外界提供任何东西,形式和质料都是来自主观自我,这样就彻底摧毁了唯物主义的最后避难所。第三,康德把认识与实践相分裂,费希特则认为,“自我”在创造“非我”的实践过程中,同时也在对它的实践创造物——“非我”进行认识,因此认识的过程和实践的过程是同一个过程,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非我”本身就是“自我”创造的,这是一个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自我”对自己创造“非我”的过程的自我认识。
在费希特那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在于自我意识和个体人格的自觉、独立程度,二者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层次。唯物主义是比较低的层次,一般百姓都是唯物主义者;而像费希特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大彻大悟者,自然就是唯心主义者了。这就是费希特的自觉的唯心主义观点。
费希特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狂妄,他认为一切外界事物都是“自我”创造出来的。但是在这种狂妄精神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极大的现实苦恼,这种现实苦恼的根源在于,德意志民族的贫穷、落后、分裂的现实状况与英、法等先进国家在实践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之间的巨大反差。
大家知道,唯心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过分地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由于受到保守而落后的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德国人的汹涌澎湃的主观能动性不可能在实践领域施展,因此它只能在思想领域来展现,这样就导致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蓬勃发展。而费希特的狂妄的主观唯心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但是这种狂妄精神一直被限制在思想领域,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哲学家通常都与当局保持着一种妥协关系。所以马克思在评价那个时代的德国思想家(如歌德、黑格尔等)时,把他们称为“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
费希特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把自在之物的本体地位取消了。作为“非我”,自在之物是从“自我”中产生的。他通过一个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式来表述自己的哲学。
费希特哲学的正题是:“自我设定自身”。作为唯一的本体或原始项,“自我”在设定和确立世界之前,首先要设定和确立自己,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那么,这个“自我设定自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哲学内容,它首先表明,“自我”是自由的,不受任何东西的限制;同时“自我”也是自因的,自己决定自己,不再需要别的原因。这就充分表明,“自我”相当于古希腊哲学所探讨的本原,相当于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它构成了世界的原始项。
费希特哲学的反题是:“自我设定非我”。“自我”不仅要设定自身,还要设定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东西,那就是“非我”。“非我”是什么?它就是“自我”的对立面,就是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唯物主义所说的客观世界,就是与思维相对立的存在。
费希特哲学的合题是:“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这个合题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正题和反题的简单合取,但是它却包含着很深刻的内容。在合题中,“自我”已经意识到它不仅设定了自身,而且设定了“非我”。既然“自我”和“非我”都是被“自我”设定的,因此它们在被设定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种相互限制的作用——当“自我”限制“非我”的时候,也就是主观作用于客观、思维作用于存在、观念作用于对象的时候,这就是实践活动。
所以,“自我”和“非我”相互限制的过程就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过程,可见实践和认识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由于这个相互限制过程都是在“自我”的设定下进行的,因此“自我”与“非我”、实践与认识既是对立的,又是同一的。正是在这个相互限制的过程中,作为设定者的“自我”把自身从一个无意识的“自我”提升到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绝对自我”,从而超越了自身与非我之间的对立而实现了二者的同一。这个实现了自我意识的“绝对自我”不是哪一个人的自我,而是全人类的自我。在这个“绝对自我”中,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实践与认识,这一切对立的东西全部都达到了同一。因此合题阶段乃是费希特哲学完成的终点。
从费希特开始,德国哲学就具有了一种晦涩而神秘的特点,那就是精神一定要经过一个艰苦而漫长的磨炼过程,才能最终达到真理。正是这种自编自演的精神苦肉计,克服了康德在思维与存在、认识与实践之间所造成的对立。现在,一切对立的东西都实现了同一。思维与存在同一了,因为存在本身就是从思维中作为对立面产生出来的;认识与实践也同一了,因为认识和实践说到底无非是“自我”与自己的影子“非我”之间所玩的一场障眼术而已。
费希特在这里决不是单纯地玩弄概念游戏,他实际上以精神的方式讲述了整个世界是怎么产生、怎么发展的。这就是费希特关于“绝对自我”的唯心主义哲学。
费希特不仅以主观唯心主义的方式克服了康德在思维与存在、认识与实践等方面所造成的对立,而且在矛盾问题上也有很大的进展。在康德那里,矛盾或者二律背反仅仅表现为正题和反题,却没有合题。这就意味着矛盾只有绝对的对立,而没有同一。费希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提出了正题和反题,而且提出了合题,合题恰恰就是对正题和反题的综合与统一。费希特的正题相当于康德的自我,反题相当于康德的自在之物。如果仅仅停留在正题和反题之中,那么就只有自我与自在之物的二元对立,自我和自在之物谁也无法成为谁的前提,这样就陷入了一种二元论。
合题不仅是简单地把正题和反题合在一块,也意味着“自我”实现了自我意识,达到了自觉,从而在实践和认识两个方面都把“自在之物”作为“非我”统一到自身之中,使矛盾本身得到了化解。
谢林的“绝对同一”
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是一个少年聪颖的天才人物,15岁进大学读书,23岁时即由于歌德的举荐而成为耶拿大学的哲学教授,并且与德国浪漫派诗人施莱格尔兄弟等人过往甚密,其哲学思想被看作德国浪漫派的理论表达,谢林本人也因此而成为德国浪漫派的精神领袖。
谢林的思想体系非常复杂,而且充满变数,早年谢林的思想与晚年谢林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早年谢林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自然哲学、先验哲学以及二者结合而成的同一哲学,而后又开始热衷于艺术哲学,晚年则转向了基督教的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
在谢林生活的时代,德国理论界仍然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哲学的主流无疑是理性主义。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代表了这种一脉相承的理性主义传统,而谢林的非理性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则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这就是他在哲学界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以后,谢林晚年的哲学思想却受到克尔凯郭尔、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等人的大力传扬,逐渐成为显学。
我们在这里只是把谢林当作从康德、费希特到黑格尔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只介绍他早年的哲学思想。
谢林哲学是从对费希特的批判开始的。他认为,费希特从“自我”出发,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费希特虽然最终把“自我”提升为绝对的自我意识,但是在费希特的正题和反题中,“自我”却是缺乏自我意识的。那时候的“自我”还不知道自己在设定着自身和“非我”,以至它把“非我”当作了自在之物,这说明最初的“自我”还是无意识的“自我”。谢林批判道,一个无意识的“自我”怎么能够被叫作“自我”呢?“自我”必须有自我意识,缺乏自我意识,那就根本不是“自我”。而且他认为费希特把“绝对自我”说成是一种普遍的自我意识或全人类的自我意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难以接受的。
谢林认为,费希特从“自我”出发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那么怎么办呢?在这里,谢林就借助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他把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神秘化,称之为“绝对”或“绝对同一”,将其作为唯一的原始项,并且从中产生出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观念与对象的差别和对立。谢林强调,我们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说明思维与存在、自我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称为表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且把它分解为两个任务:第一任务就是要说明我们的表象是如何依对象而变化的,即对客体的认识问题;第二任务就是要说明对象是如何依表象而变化的,即主体的实践问题。
在谢林看来,像费希特那样把精神(自我)作为第一性的,这样固然说明了精神是如何决定物质的,解决了实践的问题,但是却无法说明物质是如何影响精神的。而像唯物主义那样把物质当作第一性的,这样固然说明了物质是如何决定精神的,解决了认识的问题,但是却又无法说明精神是如何影响物质的。而康德更是既无法说明物质是如何影响精神的,也无法说明精神是如何影响物质的,因为康德那里有两个第一性的东西,即自我和自在之物。
谢林把这个原始统一体称为“绝对”。在他看来,彼此对立的主体和客体都是相对的,而二者的同一才是绝对的。这个“绝对”或“绝对同一”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二者的绝对无差别的同一。在“绝对同一”中,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自我与自在之物尚未分离,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差别,这就是最初的东西。
谢林则从自我与自在之物的原始统一体“绝对同一”出发,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哲学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
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最初就处于一种绝对无差别的同一状态。在这个原始同一状态中,思维与存在是毫无差别地共存的,它们只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才相互分离,产生出差别和对立。从这种意义上说,思维也好,存在也好,都是第二性的东西,都是从“绝对同一”里派生出来的,而且最终还要在一种更高的状态下复归于“绝对同一”。
谢林的早期哲学就是要说明“绝对同一”的发展过程,即说明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是如何从同一中产生并最终复归于同一的。这种说明同一自身发展演变的哲学就是同一哲学。它又可以分为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前者通过自然界的演化以说明精神是如何从潜能走向现实的,后者通过世界历史的演进以说明自我意识是如何创造客观世界的。
谢林认为,在世界最初的“绝对”状态中,思维与存在是毫无差别地融为一体的。但是,作为一种有着内在目的性的宇宙精神,“绝对”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欲望。正是这种无意识的欲望要求打破同一状态,从原始的无差别性走向了最初的差别、对立、矛盾,这样就从“绝对”中产生出了自然界。
“绝对”在无意识的欲望驱使下,走出了无差别的同一状态后,首先就产生了自然界。
最初产生的自然界是一个纯粹的机械性世界,那时候物质占了绝大一部分,而精神或意识的因素还非常微弱,完全缺乏自觉性,处于一种朦胧状态。这样的世界就是一个由最低级的存在物如石头、土壤、矿石等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机械运动。然后,自然界逐渐从纯粹的机械论世界向更加高级的形态发展,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无生命物到生命物,而潜藏在物质中的精神或意识的因素也随之一点点地增长。到了生命物产生之后,就开始有了最微弱的意识,借用莱布尼茨的话来说,有了“微知觉”。然后从微弱的意识再向更高级的意识状态发展,从最低级的生物如三叶虫、蓝藻等到植物、动物,再到高级的灵长类动物,最后发展到人类。到了人类这里,意识就达到了充分的自觉,主体或思维的成分就超过了客体或存在的成分而成为主要成分。这时,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差别、对立、矛盾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精神取代物质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自然哲学也就结束了。
谢林把“二元对立”或者“两极性”当作自然界的一个基本原则,在自然发展进化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这种“两极性”。
低级世界中的“两极”在较高级世界中达到了合题,得到了同一,但是新的“两极”又产生出来,构成了新的差别、对立、矛盾。如此层层递进,就形成了自然界发展的一般公式,即同一—差别、对立、矛盾—同一。这个公式恰恰揭示了自然界从低级到高级的有目的的发展演化过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谢林的这个自然发展公式已经内在地包含了费希特的正题、反题、合题,而且将正、反、合三段式变成了一个不断出现、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这一点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思想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然哲学结束后,就过渡到先验哲学。在自然哲学中,物质占据主要地位,精神只是潜在的,整个自然哲学就反映了精神从潜能到现实、从朦胧到清晰的发展过程,反映了物质与精神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逆转的过程。到了人那里,精神开始占据主动地位,自然哲学也就让位于先验哲学了。如果说自然哲学说明了表象是如何依对象而变化的,那么先验哲学就接着来说明对象是如何依表象而变化的。这样,先验哲学就转向了实践的方面,侧重于人的精神活动领域,即人类的社会历史进程。
如果说自然哲学说明了从客观的物质世界中是如何发展出主观精神的,那么先验哲学就要说明,从主观的精神或自我意识中是如何创造出客观世界的。这个自我意识的创造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认识。在这里,谢林和康德、费希特一样,认为先验的自我意识通过给自然立法,从而使作为人的认识对象的客观世界不再是一个与自我意识无关的自在之物,而是一个被自我意识所赋形的为我之物。第二阶段是实践。谢林在这里论述了人的自由是如何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与必然性相协调的过程。
自我意识创造客观性的第三阶段是艺术,这也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在更高水平上复归“绝对同一”的阶段。在实践哲学中,人在理性的法制时代虽然实现了自由与必然性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还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真正同一。因为在历史活动中,人的自由与历史的必然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差别。
谢林认为,在艺术直观中,主体与客观、思维与存在又重新实现了无差别的绝对同一。至此,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漫长路途已经走完了,“绝对”或“宇宙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也就完成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艺术直观中意识到整个宇宙就是上帝或“绝对”的艺术作品,因此对上帝作品的认识就自然而然地上升到对上帝或“绝对”本身的认识,从而从艺术直观中产生了一种建立“新神话”的要求。这样就从艺术哲学转向了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从非理性的艺术直观转向了宗教神秘主义。
黑格尔既反对康德的抽象对立,也反对谢林的抽象同一,他主张具体的同一,即包含着差别、对立、矛盾的同一。在黑格尔看来,任何同一里面都内在地包含了自己的对立面,因为矛盾就是存在的本质。
黑格尔把康德的抽象对立和谢林的抽象同一都斥为一种形而上学,在这里,形而上学就具有了我们熟悉的那种含义,即指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我在前面讲到康德哲学时曾经指出,康德认为以往的形而上学是一种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由于未能批判地对待理性能力而走向了独断论,因此康德要求对形而上学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即对人类理性的范围和界限保持一种批判意识。到了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这个概念已经明显地具有了贬义,它与“抽象的思想”“独断论”等词语具有相同的意义,从而成为思辨理性或者辩证法的对立面。
黑格尔认为,理性的认识才是最高的认识,概念的内容必须在概念的形式中才能真正被把握。因此绝对精神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的最后场所一定不可能是艺术,而是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艺术的直观和宗教的意象最后都必须在哲学的概念中达到自己的真理。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最高峰,也是前面几位哲学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分才起飞。”也就是说,哲学这种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往往是在一个人的晚年或者一个时代的精神成熟之时,才会大放异彩。黑格尔的这个观点,显然是与谢林针锋相对的。谢林认为艺术是最高的,黑格尔则认为哲学是高于艺术的。事实站在了黑格尔一边,哲学的猫头鹰在黑格尔人生的黄昏时分高高地飞翔起来。
黑格尔与康德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面对着启蒙运动把理性提升到至高无上地位的做法,康德要求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限制理性运用的范围;而面对康德哲学的“理性的怯懦”,黑格尔则把理性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说实话,一个哲学家就应该具有黑格尔那种气概,觉得自己是最好的,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就是为了放飞密涅瓦的那只猫头鹰才来到这个世上的。我始终觉得,黑格尔的狂妄是一种很有魅力的狂妄,他不像康德那么谦虚,他把什么问题都说完了、说尽了。但是,只要你耐心深入到他的哲学体系中,了解到他的思想是如何深邃、他的视野是如何开阔,你就会觉得他有理由这样自信、有权利这样狂妄,因为他的哲学确实是非常高明的。
晚年的海德格尔在评价黑格尔时说道:“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不喜欢黑格尔,就是因为黑格尔太伟大,远非我们这个渺小的时代所能理解的。”
黑格尔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认为这种不可知论是由于康德对待矛盾的消极态度以及“理性的怯懦”导致的。虽然康德把知性与理性分开是一个伟大的建树,而且康德看到了当知性上升到理性时必然会出现矛盾,但是康德却把矛盾看作“理性的谬误”,没有看到理性是世界的本质,万事万物都包含着矛盾。黑格尔嘲讽康德有着太多的温情主义,只承认四个矛盾,而且不愿意让矛盾去“染污”世界,仅仅把矛盾限制在主观范围内。更有甚者,康德试图通过限制理性的运用范围,放弃理性认识自在之物、认识真理的权利来回避矛盾,这就导致了自在之物不可知的结论。
黑格尔认为,当我们面临矛盾的时候,恰恰应该积极地去克服矛盾、扬弃矛盾,从矛盾走向新的同一。理性正是通过自身的矛盾运动而不断地走出自身和重返自身,从而超越了思维与存在、自我与自在之物、理论与实践、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巨大鸿沟,实现了对立双方的辩证同一。
黑格尔认为,费希特的功劳在于把实践的能动性赋予了思维本身,从思维中引出了逻辑范畴,并且力图通过自我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但是黑格尔却像谢林一样认为,费希特选择“自我”作为出发点,这是有问题的。“自我”并非由于自己内在的矛盾而否定自身,走向“非我”,而只是为了限制自己才强行地设定了一个“非我”,这个“非我”仍然带有自在之物的明显痕迹。可见,费希特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我”的本质,他的“自我”是虚构的。
黑格尔哲学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但是它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一切对立面都是从这个东西里发展出来的,这就是“精神”。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显然深受谢林的启发。黑格尔既不像费希特那样从思维(自我)出发,也不像唯物主义者那样从存在(物质)出发,更不像康德那样从相互对立的思维(自我)与存在(自在之物)出发,而是像谢林那样找出一个更高的东西,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体,把它作为整个哲学的起点和终点。谢林把这个更高的统一体叫作“绝对”或“绝对同一”,黑格尔则把它叫作“精神”,就其自我实现、自我认识的全过程而言,又可以把它叫作“绝对精神”。
思维不是存在,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思维就是存在。思维之所以不是存在,是因为思维与存在毕竟是有差别的,它们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而思维之所以就是存在,则是因为无论是作为思维还是作为存在,都是同一个精神。
绝对精神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既是实体,又是主体。所谓实体,借助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哲学的定义,就是指独立实在的或不依赖其他事物而存在的东西;所谓主体,则是指它具有能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因的,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这样一来,绝对精神就不需要任何东西(包括上帝)来作为自己的前提或者动因,它自己就是创造万物的上帝。
绝对精神不断地走出自身又不断地返回自身的过程,同时也是它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绝对精神不仅在不断否定和扬弃——扬弃就是有保留地抛弃、辩证地抛弃——的过程中使自己变得越来越丰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对自己的认识。因此,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乃是同一个过程。形象地说,绝对精神不仅是唯一的编剧、导演和演员,而且是唯一的观众;它不仅在自编、自导和自演,而且在自我观赏。
精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好演员。
绝对精神自我实现、自我认识的过程表现为一系列的正题、反题、合题或者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这些大大小小的三段式充斥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构成了它的全部内容。在黑格尔哲学中,最大的一个三段式就是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三段式。
要创造世界,就必须首先规定世界的本质,本质先于存在。所以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关于世界本质的学说。这套学说之于后来的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就好比设计蓝图之于房屋、剧本之于戏剧的关系一样。
逻辑学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实质与核心,后来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内容,都已经在逻辑学中以概念的形式规划好和预演过了。
当概念在逻辑学中发展到极其丰富、极其具体的圆满程度,达到了它的最高形态“绝对理念”时,逻辑阶段就结束了。而逻辑阶段的终点就是自然阶段的起点,绝对理念开始“外化”或“异化”为自然界。
人类社会的事情都属于精神哲学的范围,精神哲学表现了绝对精神在扬弃了自然界之后向自身的无限返回。在精神哲学中,又依次经历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个阶段,最后终于达到了绝对精神的最高形态——哲学。
在黑格尔这里,逻辑学又分为三个阶段: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首先是存在,然后从存在深入本质,最后则进入概念。概念作为合题,就是对前两个环节的扬弃和同一,概念就是在存在中把握本质。可见这三者是必然联系着的。因此,我们先从存在论讲起。
任何东西都有开端,绝对精神也不例外,那么在存在论中,这个开端是什么呢?黑格尔认为,精神应该从“开始的地方”开始,而这个“开始的地方”就只能是那个最简单、最抽象的概念。什么叫作最抽象的概念?最抽象的概念就是最空洞无物的概念,这个概念缺乏任何具体的内容。这个最简单、最抽象、最空洞无物的概念就是“纯存在”或“纯有”(Sein)。这个“纯存在”缺乏具体的规定性,它除了表示了一个“去存在”的决心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内容。对于这个开端,谁也提不出异议,因为我们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概念更空洞、更贫乏的概念了。因此,我们只能把这个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纯存在”作为绝对精神或整个世界的开端。
因此“纯存在”实际上就等于什么也不存在,即“非存在”;“纯有”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即“无”。
如果“纯存在”是第一个肯定的话,那么“非存在”就是第一个否定,这个否定是从“纯存在”中合逻辑地推演出来的,因为纯粹的光明就是纯粹的黑暗。这里并没有谢林的“无意识的欲望”,一切都是严格地按照理性的逻辑演绎出来的。
所以,从绝对精神的第一个环节开始,“纯存在”就通过自否定而引出了它的对立面“非存在”。现在,“存在”与“非存在”构成了第一个对立,它们之间也有着必然的联系,从“存在”到“非存在”就是消亡,从“非存在”到“存在”就是产生,而消亡和产生都是变易。于是第三个概念就产生出来了,那就是“变易”。“变易”构成了“存在”和“非存在”的合题,成为这二者的真理。“存在”与“非存在”的差别、对立、矛盾在“变易”中被扬弃了,“变易”把“存在”与“非存在”变成了自己内部的两个环节(“存在”、“非存在”和“变易”构成了绝对精神自否定运动的第一个三段式)。这样一来,“变易”就成为一个有着真实内容的“具体概念”,具有了“质”的规定性。所谓“质”,就是使一物成为该物的那种内在规定性。“质”的规定性又是通过“量”的规定性而表现出来的,“质”与“量”的统一就是“度”。在质、量、度的三段式中,黑格尔表述了质量互变的规律。至此,绝对精神在存在论中的历程就结束了,开始转向本质论。
正是由于本质是事物内部的根据,无法用直观的方式来把握,所以必须通过反思即间接性的方式来认识,这种反思的方式就是在对立面中建立起同一。在本质论中,经历了“本质自身”、“现象”和“现实”等三个阶段。在“本质自身”中,黑格尔辩证地论述了从同一到差别、对立、矛盾的发展过程。在他看来,同一是包含着差别的同一,差别也经历了从抽象的差别(即缺乏同一性的差别)到本质的差别(即包含同一性的差别,也就是对立),再到对立面的同一(即自己与自己的对立,也就是矛盾)的发展过程。矛盾是对立同一的合题,是同一个事物的自我否定和自相矛盾,而这恰恰构成了该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据”。在论述“本质自身”这一部分时,黑格尔精辟地表述了关于矛盾或对立同一的辩证思想。
矛盾就是万物的“充分根据”或“充足理由”,就是万物的本质,而非“理性的谬误”。
由“本质自身”再进展到“现象”,现象是本质的表现形态,是本质的实存方式。本质(自在之物)与现象并不是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反映的,是绝对精神所经历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而内在本质与外在现象的统一就构成了“现实”。在“现实”中,又先后经历了可能性、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三段式,最终完成了本质并使本质与存在相同一。这样,本质论就过渡到了概念论。
概念是存在与本质的真理,是在存在中揭示出来的本质,或者有本质的存在。概念论包括“主观性”、“客观性”和“理念”等三个发展阶段。主观性阶段经历了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的发展,客观性阶段经历了机械性、化学性和目的性的发展,而“理念”则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本身又经历了生命、认识和绝对理念等三个发展环节。“绝对理念”就是绝对主体和绝对客体在认识与实践活动中的最终同一。
在概念论中,不仅包含了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演进,而且包含了从机械性、化学性到目的性的自然演化,甚至也包含了从人的生命到认识和实践的精神发展。这样一来,概念论就不仅仅只是逻辑学,而且是本体论和认识论。概念论已经以抽象的方式表现了逻辑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三统一”,后来整个黑格尔哲学(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又以现实的方式重演了这个“三统一”。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构成了他的哲学全书“三部曲”中的一部,另外两部分别是此前的逻辑学和此后的精神哲学。
自然界从最粗陋的物质形态开始,那就是无机界。自然界所经历的三段式是机械论、物理论和有机论,它们的内容涉及当时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门类,从力学、光学、热学、地学、天文学、电磁学、化学一直到生物学、生理学。自然界发展的顶点就是人,当人出现以后,自然界就像一堆燃尽的废料一样被抛弃了。由于人的本质就是精神,因此自然哲学也就过渡到了精神哲学。
精神哲学由“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这个三段式组成,它们描述了精神是如何从自我意识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并最终在人类的精神生活(艺术、宗教、哲学)中得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的。“主观精神”包含人类学、精神现象学和心理学三个阶段,在这里,黑格尔主要讲述了自我意识的发展历程。自我意识经过漫长艰难的发展,最终在理性中成为自由意识,并开始向“客观精神”转化。“客观精神”就是“自由意识的定在”,即自由意识的客观存在形式,它体现在法哲学中。法哲学讨论了自由的外部规定,依次考察了抽象法(权利)、道德和伦理。伦理作为自由的外在权利和内心道德的统一体,又体现为三个不同层次的“伦理实体”,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
无论是在历史哲学中,还是在美学、宗教哲学和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总是从东方开始、从古代开始、从最抽象的东西开始,东方永远都是与古代和抽象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永远都代表着绝对精神发展的低级阶段;而西方却总是与现代和具体的东西相联系,代表着绝对精神发展的高级阶段。我们常常说黑格尔表现了一种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实际上在他那里,不仅是历史与逻辑相一致,而且是地理与逻辑相一致,地理、历史与逻辑也构成了一个“三统一”。在人类精神活动的任何领域,绝对精神永远都是从东方、古代和抽象一路走向西方、现代和具体的,而这条路线在价值上也被看作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黑格尔浓重的“西方中心论”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黑格尔认为德意志民族就是绝对精神最后的代表,普鲁士国家制度就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为普鲁士国家制度歌功颂德的媚俗色彩,后来的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马克思正是从这里对黑格尔哲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绝对精神在普鲁士国家制度中实现了自己在客观精神领域中的最终目的,然后开始返回自身中进行自我认识。这样,精神哲学就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即“绝对精神”阶段。“绝对精神”阶段是绝对精神实现自我认识的场所,它经历了艺术、宗教和哲学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艺术,关于艺术的表述就是艺术哲学或者美学。艺术在谢林那里被当作“绝对同一”的最高场所,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领域中却处于最低的层次。黑格尔认为,艺术是绝对精神在感性层面上的自我复归阶段,“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绝对精神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绝对理念”,在艺术中所反映的内容已经是“绝对理念”了,但是其形式却仍然未能脱离感性自然的外衣。因此,绝对精神还要进一步从艺术提高到宗教。宗教以象征和隐喻的形式取代了艺术的感性直观形式,但是它仍然还没有达到用概念的形式来认识概念内容(“绝对理念”)的高度,这个最后的高度必须在哲学中才能达到。在美学和宗教哲学中,黑格尔又一次表现了地理、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思想。艺术史发展的三阶段“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浪漫型艺术”和宗教形态发展的三阶段“自然宗教”“精神个性宗教”“绝对宗教”,同样再现了从东方、古代、抽象形态向西方、现代、具体形态发展的基本路线。
绝对精神从最简单的“纯存在”开始,经历了逻辑演进、自然演化和精神发展的漫长历程,绕了这么一大圈,终于在普鲁士国家制度和黑格尔哲学中走完了自己全部的路程。现在,绝对精神已经由一粒微不足道的种子长成了包罗万象的宇宙。在这个生长的过程中,绝对精神不断地否定着自己,又不断地扬弃着对自己的否定。扬弃就是既抛弃又保留,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把一切好的东西都保留下来。黑格尔有一句名言:“精神在前进的过程中并没有丢失任何东西。”一切精华的东西都被绝对精神挟带着往前走,最终成就了这个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
这个不断走出自身、又不断重返自身的过程就被表述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
正是在自否定的过程中,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自我与自在之物,总而言之,一切对立的东西都最终实现了同一。这一套充满了辩证特点或思辨色彩的哲学就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黑格尔本人也把它叫作“绝对唯心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就表现了一种狂妄。什么叫作“绝对唯心主义”?它既不是偏执于自我的主观唯心主义,也不是乞灵于上帝的客观唯心主义,而是把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实体、理论与实践、天上与地下一网打尽的“绝对”唯心主义。
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显示了极其深刻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评价非常高,同时也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要害之处。这个要害就在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它是头足倒置的,即头朝下、脚朝上,倒过来看世界。因此,需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整个颠倒过来,把它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此外,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他的哲学体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辩证法是开放的,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却是封闭的;辩证法的精髓在于强调矛盾运动的不断发展,但是黑格尔却出于建立体系的需要,让绝对精神停留在普鲁士国家制度和黑格尔哲学中不再发展。所以我们经常说,黑格尔哲学的最深刻的矛盾,就是他的革命的方法(即辩证法)与保守的体系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的最后结果则是,黑格尔的体系把他的辩证法给“闷死了”。
那么,后来者要想超越黑格尔,应该从哪里打开缺口呢?理性显然是没有办法了,因为黑格尔已经把理性用尽了。但是黑格尔忽略了一个地方,那就是感性。因此,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就从这里找到了一个可以突破黑格尔哲学的缺口。费尔巴哈从感性的人开始,马克思则从感性的活动开始。感性的活动是什么?那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感性的东西,恰恰是黑格尔所忽略的地方。
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称为“思辨神学”,认为黑格尔以一系列三段式所表述的思辨哲学无非就是“转化为一种逻辑过程的神学史”而已。黑格尔哲学的奥秘就在于对主词和宾词关系的颠倒,即对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关系的颠倒,尤其是对上帝与人的关系的颠倒。因此,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性的批判”就是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在黑格尔那里,神就是精神,上帝就是绝对精神,只要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改变为“上帝”,黑格尔哲学就与基督教所讲的故事没有差别了。但是,费尔巴哈尖锐地追问道:精神又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精神说到底就是人。因此,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上帝的实质就是精神,那么在费尔巴哈这里,精神的实质就是人。在费尔巴哈看来,哪里有什么脱离人而存在的绝对精神?精神从来都是人的精神,它离不开人。不是上帝或精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或精神。人首先就是一个感性动物,人正是在感性的基础上把思维与存在统一了起来。说到底,人就是灵与肉的统一,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就是你与我的统一。人的本性就是他的自然属性,人就是处在两性关系之中的一个感性动物。这样一来,费尔巴哈就把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转化为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了。
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的伟大发现则在于,人是具体的人、历史的人,是处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之中的人,受到各种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的制约。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他的国家、他的社会,总而言之,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实质就在于他的实践活动,而实践则是一种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所进行的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正是在这种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中,人创造了人化的自然,创造了世界的历史。
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把目光从基督教的神话、黑格尔的抽象精神和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向了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转向了人的实践活动,即生产活动和历史活动。黑格尔认为,人是绝对精神或上帝的异化形态;费尔巴哈反过来,认为绝对精神或上帝实际上是人的异化形态。马克思则接着说,人的异化是由于他所在的那种现实生活的异化、劳动的异化。要想彻底扬弃人的异化,首先应该改造那个异化的现实生活。因此,马克思就从对天国的批判转向了对人间的批判,从宗教批判转向了政治批判,从理论批判转向了实践活动,从而实现了从无神论向共产主义的转化。
我们的这门“西方哲学史”课,是对非哲学专业的学生讲授的通识课程,按照课程大纲的计划,我就讲到这里为止。掌握了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黑格尔哲学的思想发展脉络,大家以后就可以继续学习现代西方哲学了。现代西方哲学虽然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许多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中就初现端倪了。哲学思想的发展就如同一个生命体的生长,是有机的、连续的、具有内在同一性的。有些人耐不住性子,一上来就去钻研现代西方哲学,一头扎进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哲学中难以自拔。殊不知,海德格尔等人对于西方的哲学传统是有着深刻理解的,而你却没有。这就像金庸小说中的“易筋经”等上乘武功一样,学习者必须从最基本的功夫练起。如果一上来就练这些上乘武功,其结果必定会走火入魔,不仅学不成武功,反而害了卿卿性命。哲学也是一样,要想进入海德格尔,必须首先回到泰勒斯。不了解以往的西方哲学,就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今天的西方哲学。
修订版后记
前些年,当人们普遍处于亢奋的发展和拼搏状态时,哲学完全是一种累赘的文化奢侈品;但是近年来,当人们开始转向“内卷”和“躺平”状态时,哲学或许就开始成为人们寄托无奈和无聊的一种精神慰藉。身体躺平了,灵魂就开始躁动;物质的喧嚣趋于平息,精神的反思却悄然萌动,一个哲学的时代似乎正静悄悄地跟随着一个经济的时代来临。当然,一个全民都“活学活用”哲学的时代一定是一个疯狂的时代,这种哲学的疯狂甚至比哲学的冷寂更加有害于社会。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从片面追求外在的成功而转向内在的反思时,一种“哲学的”(即“热爱智慧的”)生活就成为一个理性启蒙时代的必要前提,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内外兼修、精神与物质并驾齐驱的新纪元才会真正来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愿这本修订版的《西方哲学史讲演录》能够帮助渴求智慧的年轻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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