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法国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所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于1856年，被公认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距今150多年，已出版30多次。它看上去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并不枯燥，文采斐然，富有哲理。在书中，维克威尔通过大量史实的分析，揭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法国大革命却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通，一些原以为是大革命成就的制度其实是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前言
尽管未来还在黑暗中摇摆，但有三条真理已经不言而喻。
第一条真理是，一股无名的力量正在驱使今天的所有人，这股力量可以被控制或者减缓，但绝不可能被战胜。这股力量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
第二条真理是，最难摆脱专制制度的社会并不是贵族势力强大的社会，相反，恰恰是那些贵族制已经不存在或者已经存活不下去的社会。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民族莫不如是。
最后一条真理是，在第二条真理所叙述的社会中，专制制度所能产生的危害是最大的。因为专制是最能助长这个社会中所有弊端的制度，在强大的专制之下，这个社会必然会随着它们原来的方向继续不停地走下去。
宏观卷 法国大革命之本质、使命与功绩
第一章 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国国内外如何看待它
要判断历史事件，站在近处看远不如站在远处看那样清晰准确。
法国大革命以前所未有的致命的手段、战术和准则，冲破了诸多帝国的阻碍，打碎了一顶顶王冠，唤醒了一个个民族，而且将这些民族争取到了自己这边！
一场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那么催生这场革命的因由将慢慢被时间湮没，而这场成功的革命将因此变得难以考证、无从解密。
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哪一桩历史事件能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开天辟地，影响深远。它并非一朝一夕迸发的突然事件，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却依然没有多少人捕捉到它逼近的气息。对这场大革命，各国的君主、政治家、学者、人民，有人仇恨它，有人错解它，有人畏惧它，有人期冀它，有人感觉到它却又无视它、低估它，甚至还有人千方百计想要借它坐收渔翁之利。
法国大革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它“不惧危险，不抱悔恨，蔑视一切现有规则，蔑视一切常规手段，向着它的目的地奔去”。
第二章 大革命并非以推翻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为最终目的
法国大革命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变革旧政府，它更想废除旧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所以，它必须颠覆一切现存的权力，毁灭一切公认的势力，摒弃各种陋俗与旧传统，将那些经年累月培育出来的顺服遵从思想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干净。
法国大革命曾经被贴上“反宗教”和“无政府主义”的标签，但托克维尔认为，这只是粗浅的表象。大革命要摧毁的并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政治制度，是它所霸占的最具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大革命所追求的也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推翻旧的政治制度、旧的社会结构与体制。
大革命打破一切旧制度后，便只有公民这一个阶级，这样的变革造就了表面上的平等，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反而更利于权力的集中和执行。原本分散于社会各阶层的权力聚合到中央政权的统一体中，形成了一个空前强化的新政权。这一点被各国君主所赏识并利用，他们开始仿效、借鉴，大力废除特权，使不同阶层趋向平等，将层层级级的权力全部收归统一于政府手中。过去法国大革命是他们的灾难，而现在它则成为他们的导师。
如果以为民主社会必然与宗教为敌，那就大错特错了。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它们与民主社会的精神，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甚至，宗教的很多东西对民主社会大为有利。各个国家历代历史都表明，即便是已经消亡的宗教在人们心中依然有其归宿，而很多的制度则倾向于打着尊重人们思想情感的口号，将人们往反宗教的路上推。
米拉波与袁世凯便是如此，他们的结局也表明：历史会给一个人定论，那些不顾社会历史发展而违背人民意志的人，终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中。
第三章 大革命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进行的政治革命
大革命跨越一切国籍国界，形成了一个精神理念层面上的共同“祖国”，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它的“公民”。
在某个时代，如果人们的观念尚未启蒙，那么即使是普遍适用的思想，对于他们而言仍然是无法理解的，而在另一个时代，便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同样的思想，只是露出隐约的模样，人们就能迅速领悟并且趋之若鹜。这也表明，一种思想要演进为一场革命，其前提是人们的地位、习俗、风尚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人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精神准备，唯其如此，这种思想才能深入人心，传播久远。
法国大革命是以近似于宗教革命的方式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它和宗教一样，抽象地看待公民，超脱一切国家、时代和社会形态。它的终极使命不单单是法国的变革，更是整个人类的新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使命，这场大革命所进发出来的热情与能量超越了历史上哪怕是最为激烈的政治革命。
法国大革命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新宗教，尽管它的“教义”中无上帝、无礼拜、无来世，但它的使徒、信徒、布道者、受难者遍布全世界，人人都在传播它的信仰。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法国大革命是以近似于宗教革命的方式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它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宗教革命的特征。这场革命像宗教革命一样影响甚广，通过宗教式的预言、布道传播开去，深入人心。这是一场饱含布道者热忱的政治革命，人们满怀激情地完成在国内的革命，再以同样的激情向国界之外传布。
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调整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顾及社会的形式。
正如宗教革命着眼于人性本身一样，法国革命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也力求发掘那些最具普遍性、最自然的东西。因此，法国革命不仅能为一切人所理解，更能遍地开花，为人所仿效。
我认为，法国大革命那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地方，并不在于这场革命运用了有效的手段，创立了各种思想。那个时代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那么多的民族竟然同时达到那样一种水平，他们迅速领受了启蒙和“布道”，并同样以有效的手段接受了法国大革命所传播的那些思想。
第四章 全欧洲有着完全相同的制度，并处处濒临崩溃
这些新的制度在中世纪时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然而正是这些新事物一点一点地巧妙渗透进这具古老的躯体，才使之复苏、重生，避开了被瓦解的命运。这样的新旧融合，既保留了古老的形式，又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与生命。
罗马帝国坍塌之后，欧洲诸国虽然各成一体，各自为政，但它们的根基竟然是一般无二的，它们在社会、政治、行政、立法、经济、文学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而且，它们的旧体制都走到了崩溃边缘。这一具具“老朽”的躯体之所以未被瓦解是因为新的事物、新的制度点点滴滴巧妙渗入了旧躯壳中，旧的得以复苏、重生，新的得以生长、绽放。新旧融合，造就了一个个全新的、脱胎换骨的现代国家。
将法国放在欧洲、放在世界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将它与欧洲诸国一起置于历史的显微镜下，我们才能将法国看得更清楚，我们也才能真正地理解法国大革命。
托克维尔曾提倡，要判断历史事件，近看不如远观来得清晰准确。
在这三个国家里，政府以同样的准则治事；议会有同样的成分、同样的权力；社会以同样的方式被划分；不同阶级间有着同样的等级制度；贵族有同样的地位、同样的特权、同样的特征；城市有同样的结构；农村以同样的方式治理；农民有同样的处境；土地以同样的方式被分配、被占有、被耕种；耕种者背负着同样的义务；从波兰边界直至爱尔兰海，无论是领主庄园、法庭、采邑、征收年贡方式、徭役，等等，一切都那么相似，有时甚至连名称都一样。
在中世纪，政治自由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今天的政治体制，只要它保留了中世纪的种种特征，就会跟得了不育症一样。
这些制度悠长的历史并未给它们带来任何荣耀与尊重，相反的，它们迅速老化，渐渐地失去民心。而一个令人奇怪的事实就是，随着它们的衰败，它们的危害力渐小，可它们引致的仇恨反而更加强烈。
第五章 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与意义何在
这场革命所做的就是打破多个世纪以来统治欧洲大陆绝大多数人民的封建政治制度，建立起一致的以人人平等为根本的新的社会政治秩序。
大革命的确使整个世界措手不及，但它绝非偶然事件，它是项长期工程的完结，是一代代人劳作的突然且生猛的终结。即使大革命没有发生，旧社会的躯壳也会崩塌，只不过是早晚的分别而已，它或许会一块一块地剥落倒塌，而不是如现实中这般瞬间毁灭。
大革命以一种壮士断腕、大刀阔斧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毫无顾忌地在极短时间里完成了本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就的工程与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功绩。
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和意义是什么？这场革命推翻了统治法国长达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封建统治秩序，建立起主张人人平等的新的社会政治秩序。但是，这样一场意义非凡的大革命，并不是偶然事件。它代表的是一代代人所坚持的一项长期工程的完结。没有这场大革命，法国的旧制度一样会崩塌，只不过是晚一些、慢一些而已。大革命如壮士断腕一般，以凌厉决绝的方式，在极短时间里做成了这样一项长期而艰难的工程。这就是它的“大”意义、“大”功绩之所在。
要一举摧毁旧制度，就好比从社会这个躯体之中摘除某个血肉相连的部分，这必然会有一番可怕的动乱。也正因此才见出大革命的伟大，它所要摧毁的东西几乎与一切相连，这也就是说，它要摧毁这相连的一切。
我们可以进一步发问，这样一场到处都在酝酿的充满威胁的革命，为什么偏偏是在法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爆发？为什么它在法国所展现出来的某些特质，在其他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或者说只能找到很少的一部分？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深思，下面各卷就是围绕这些问题来研究考察的。
法国大革命的功绩与意义
史学家将这场革命称为“罗马时期以来欧洲最重要的一次历史事件”
在政治上，法国推翻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从古老的波旁王朝转变到新的共和政体。当时大部分欧洲国家，如普鲁士、奥地利等，依然还是封建制度的政体，法国大革命也引发了这些欧洲封建国家的动荡。
在社会结构上，法国大革命打破了旧制度下的阶级区分，教士与贵族的特权被削减、地位被降低，社会各阶级渐趋平等，普通民众获得了一定的权利与自由。在经济上，很多人以为大革命会使法国一蹶不振，但实际上，大革命使法国更为强大和繁荣，远远超过路易十六时期。法国约2/3的土地被解放出来，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挺直了脊梁骨，耕作也更加积极。由于这种新生，法国在几年之间成为富农之国。
在宗教上，大革命之后，教会的势力被大大削弱，这也影响到了欧洲其他国家对教会和教皇的依赖，使宗教最终与政府分离。
在意识形态上，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一场深彻的思想启蒙运动，自由、平等、博爱从法国传向整个欧洲。法国取代英国成为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
中观卷 大革命缘起之政治体制性诱因
第一章 法国人为何比其他国家人民都要更憎恶封建权力
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的残余旧制度，可是，这场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残留最多、人民受苛政压迫最深的地方爆发，相反，它是在一个人民被折磨得相对较轻的地方爆发的。
托克维尔揭示了这样一个悖论——大革命居然不是在那些旧制度残余最多、人民受苛政压迫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在一个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这看似不合情理，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
当人民被封建权力完全压制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压在自己头顶的是不可避免的国家体制的自然结果，他们会选择逆来顺受。但是，当旧制度被摧毁一部分后，剩下那部分仍然压于他们头顶的旧制度，就会激起他们更加强烈的憎恶与仇恨。这个时候，忍耐突破极限，反抗风起云涌。这也就是早就脱离农奴制、脱离领主统治、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法国人民，会比那些仍然处于农奴制下饱受领主剥削的他国人民更加仇恨封建权力的原因。
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法国土地的划分始自大革命的说法，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土地的划分要远远早于大革命。
应该这么说，大革命并不是划分土地，而是暂时地解放土地。为什么说是“解放”呢？这是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小地产主虽然有了土地，但仍然承受着许多劳役，这让他们痛苦不堪，难以解脱。
封建制度已经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然是一切民事制度中最为庞大的一类。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在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之后，剩下的那部分旧制度更令人百倍憎恶。封建制度的范围虽然被缩小了，但它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加强烈。
大革命的导火索
法国常年陷于征战与军备竞赛，更是给财政带来巨额赤字。法国人承受着高通胀的煎熬，教士、贵族利用特权与地位，将危机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底层民众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
内忧外患之下，路易十六召开中断了175年的三级会议，希望通过议会协商的方式解决政府的难题，而这场会议最终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
回顾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夕，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平均每4个法国人中就有一个阅读革命报纸，宣传新思想的革命小册子满天飞。激流暗涌之中，民众获得了启蒙，思想觉醒，这为大革命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这也是拿破仑登上权力巅峰后立刻采取控制言论措施的原因，他说：“假如管不住报纸，我的王位将保不了3天。”
第二章 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产物，而不是大革命的业绩
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下的产物，并且，说得更准确些，这应该是大革命后得以保存下来的旧政治体制的唯一遗存，因为只有这一遗存能够适应大革命创建的这个新社会。
就算是那些最贫穷、最没落的贵族，通常也不屑于担当总督的大任。对贵族们而言，总督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是资产者以及农民派到政府中的新人，总之，就是一个无名鼠辈。然而，正如约翰·劳所言，这些人虽看似微小，却实实在在统治着整个法国。
其实，中央政府如果能够换一种方式，减轻当时压在农业之上的重荷，缩小不同群体之间负担上的不平等，那成效会好很多。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从未想到这一点。
有人认为中央集权制是法国革命的卓越成就，为整个欧洲所艳羡，实际上，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业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旧制度的唯一遗存。御前会议、总监、总督、总督代理，这些出身平凡甚至低下、表面上毫无光彩、丝毫不引人注目的“小人物”，虽被贵族嗤之以鼻，但实实在在掌控着整个法国。
说中央集权制是大革命的成就，我不赞同。
我反倒认为，这是旧制度下的产物，并且，说得更准确些，这应该是大革命后得以保存下来的旧政治体制的唯一遗存，因为只有这一遗存能够适应大革命创建的这个新社会。
穷人需要政府做什么
在旧的封建社会中，农民处于领主统治之下，领主同时必须担负赈济穷人的责任，不管他们最终到底做了多少，做得如何。在领主权力被大大削减后，赈济穷人的责任就落到中央政府身上。
托克维尔认为，中央政府如果换一种方式去减轻农业的重荷，去缩小不同群体间负担上的不平等，或许效果会好很多，社会也会得到真正的改良。但非常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央政府要么就是从未想到这一点，要么就是想到了但不愿意实施。
第三章 今天所谓的政府监督管理只是旧制度的一种遗存体制
人民不是傻子，他们不会轻信这样徒有其表的自由。
当时就跟现在一样，政府将所有法国人置于严密的管理监督之下。不管“蛮横”这个词当时有没有被造出来，至少它的确已经是活生生的现实了。
封建制度崩溃后，在农村，领主不再行使治理权；在城市，自治权被限制、被收回。一任接一任的国王开始疯狂地卖官鬻爵，城市各级职位的永久统治权都可以通过买卖获得。这一荒诞的举措既葬送了城市自由，也牺牲了人民福利。中央政府“插足”地方的管理，它的权力已经远远大于权利。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教区，大事小情都难以自决自断、自治自理。御前会议、总督、总督代理代表着中央政府，竭尽全力地监督、控制地区的一切，事无巨细，全国的政权都被牢牢把控在一个主子手里。自由的躯壳还在，但灵魂已经被抽离，取而代之的是蛮横的政府监督与管理。
在封建制度崩溃之后，领主们已经不再治理农村，但法国的城市自由依然存在，城市仍保留了自治权。
到1692年，政府才首次普遍取消了选举制度。城市的各级职务均可通过买卖获得，国王通过这种形式向某些居民出售永久统治他人的权利。
这种做法，无疑牺牲了城市自由，也牺牲了人民福利。
最具共性的一点是，在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的小城市里，城市政府被委托给两个主要的会议。
第一个会议被当时人称为“城市政府”，它由城市官员组成，人数多少根据城市规模来定。这相当于城市的执行权力机构，其成员通过选举或者官职买卖产生，行使临时权力。
第二个会议，则被称为“全民大会”。在那些还施行选举制的地方，全民大会选举城市政府，在城市中参与主要事务。
到了18世纪，情况发生了改变，人民已经不再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全民大会。这个时候实行的是代议制。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全民大会不再经民众选举，也不再顺从民众的意志。全民大会几乎由显贵所主导，有的人是因其特殊身份而参与会议，有的人则是代表某些行会或团体，每个人都在这个会议中为自己所代言的特殊群体争取利益。
后来，随着特权显贵者在全民大会中人数的倍增，行会的代表越来越少，最后甚至不再出现。于是，在全民大会中，只能看到团体代表，也就是说，会议只包括资产者，基本上不再接纳手工业者。
人民不是傻子，他们不会轻信这样徒有其表的自由。于是，各个城市的人民都不再关心城市事务，而是如一个局外人一般生活在自己的家园之中。在中世纪时期，人们心中的那种城市爱国主义精神曾经帮助创造出种种奇迹，可是，现在，无论城市官员们如何努力，都无法重新唤醒人们的这种精神了。
在这样的全面管束之下，城市官员当然会自觉人微言轻。
领主不再执行统治权，但是他们在教区的存在，他们的种种特权，已经成为一种妨碍力量，因为他们，教区难以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以替代他们的统治。这样得天独厚、与众不同、特权在握的特殊人物，削弱并破坏着教区一切法规的权威性。
我们深入其中就可以看到，自由的躯壳还在，但真正的自由灵魂已经被抽离了。最专制的政府居然也可以戴上某些最显民主的面具，以至于压迫人还可以摆出一副温和无害的可笑样子。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教区的这种民主会议的确可以让人们充分表达其心愿，但是它本质上与城市政府一般无二，根本无权遵循自己的意志行事。
还有几次，居民自发举行选举，结果总督轻易就撤销了选举的结果，并亲自指派了收税员和理事，并无限期地中止一切新选举。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不过，令人觉得悲哀的是，教区旧政府的这些残迹，对农民来说，却依然显得很珍贵。甚至到了今天，在一切公共自由当中，农民唯一能理解的，唯感兴趣的，还是教区这所谓的自由。
在旧制度下，就像现在一样，法国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社、济贫院、修道院、学院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各自的事务。当时就跟现在一样，政府将所有法国人置于严密的管理监督之下。不管“蛮横”这个词当时有没有被造出来，至少它的确已经是活生生的现实了。
久而久之，卖官鬻爵泛滥成灾，使得整个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混乱不堪，并成为一个王朝走向政治腐败深渊的催化剂。
第四章 行政法院与官员保护制是旧制度的体制
普通法官必须绝对服从既定法规，他们有义务镇压违法行为，但是，御前会议永远可以出于实用目的违反法规。
权力的混乱带来的是高度的危险。法庭干预政府，会对案件有害；而政府干预法庭，则会使人堕落，使人兼具可怕的革命性和可悲的奴性。相形之下，政府干预法庭，其后果更具危险性。
君主制下的政府其实跟今天的政府一样，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官员免于尴尬的处境，不让他们像普通公民那样，在法庭上认罪。这两个时代之间唯一实质性的差异在于：大革命之前，政府庇护官员靠的是不合法的专横手段；而大革命之后，政府可以借助宪法之中的这一特别条款合法地、堂而皇之地包庇触犯法律的官员。
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这是极大的进步，但是政府依然不断强行介入司法的天然范畴，司法还只能听之任之。通过在普通法庭之外另设行政法院，通过调案，通过御前会议与总督，政府给自己设置了全方位的“保护伞”。从要员到小吏，只要与政府扯上一丝一缕的关系，都可以躲进这把保护伞，得以安身保命。这样的行政法院，这样的官员保护制度，就本质而言，是旧制度残留下来的体制，正是由于这些旧的、不合理的体制，使得司法权从来未能全面履行它的职权。
调案，这里是指将法庭正常受理的诉讼案转移至另一法庭。借助这一手段，可以将原先理应属于普通法庭审理的案件调至特别法庭处理，或者由御前会议这一行政机构处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普通法庭只受理涉及私人利益的案件，而涉及政府或公共利益的案件由特别法庭或御前会议审理的规则。
近代法学家认为，自大革命以来，行政法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他们说：“从前，司法权与行政权混淆在一起，而从大革命以后，它们被区隔开来，各归各位。”
要想真正理解这种进步，我们就不能忘记两点：其一，旧制度下，司法权不断超出其权力的自然范畴；其二，司法权从来未能全面履行它的职权。如果对这两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形成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看法。
权力的混乱带来的是高度的危险。法庭干预政府，会对案件有害；而政府干预法庭，则会使人堕落，使人兼具可怕的革命性和可悲的奴性。相形之下，政府干预法庭，其后果更具危险性。
然而，他们似乎在某些地方搞错了。君主制下的政府其实跟今天的政府一样，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官员免于尴尬的处境，不让他们像普通公民那样，在法庭上认罪。这两个时代之间唯一实质性的差异在于：大革命之前，政府庇护政府官员靠的是不合法的专横手段；而大革命之后，政府可以借助宪法之中的这一特别条款合法地、堂而皇之地包庇触犯法律的官员。
官员保护制
托克维尔认为，无论是君主制下的旧政府还是他身处的那个时代的政府，都在执行一条旧制度遗存下来的丑恶制度，那就是官员保护制。
这看起来是政府的“护犊”行为，但实际上这种保护制让政府失去得更多，如公平、平等、法制等。正如现代政治学奠基人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中所说：“上有所为，下必效之，因为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上位者。”
第五章 在旧制度的框架上建立新制度，而不是推翻重来
可以说，人们正是在它的基础上重新制造了另一台高速运转的行政机器。
它从不试图纠正旧政权机构的一切流弊，只是利用它，并且竭力取而代之。
真正取得胜利的是那些产生于旧制度的原则。
法国人在大革命中摧毁了旧的制度，仿佛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然而，回顾历史我们却发现，所谓全新的制度其实在大革命之前就已颇具雏形。国家大厦并不是从旧制度废墟上凌空而起，而是用新的砖瓦慢慢渗透旧有的框架，在稳固中逐渐取代，而非推倒重来。
常言道“破而后立，不破不立”，但也有人说“立而后破，不破而立”，是彻底推翻后重建还是循序渐进，稳中求变，或许这段历史对后来者有极大的启示。
整个王国只有两个体系——拥有国家授权的职能部门和用来审理与政府有关案件的特别法庭。后者的主要功能往往是庇护所有政府官员。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中央集权制”吗？与今天的集权制度相比，它的体系还不大明确，它的流程不大规范，它的结构也很不稳定。但不可否认，它与当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并无二致，从那时候起，它的本质就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只要对现代的中央集权制度进行少许的删删减减，它就马上能够恢复原状。
为了确保行政大权集中在政府手中，那些旧政权机构的古老名称和荣誉被保留下来，但它们的权力被不动声色地削减掉了。它们并没有被直接驱逐，而是被引导，被利用。政府利用人性中的惰性、自私，慢慢蚕食着这些旧政权留下位置；它从不试图纠正旧政权机构的一切流弊，只是利用它，并且竭力取而代之，直到最后，政府终于用自己唯一的代理人——总督——从实际上取代了旧政权的几乎全部人员。
君主制度这个延续已久的庞然大物在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摧毁，但到1800年就被重新恢复。人们通常会认为这是大革命中提出的国家行政权原则最终取得了胜利，其实恰恰相反，真正取得胜利的是那些产生于旧制度的原则，在1800年的复辟中，它们全部恢复实施，而且以更稳固的形式被固定下来。
或许这才是变革的真谛，绝非狂飙突进的洪流，而是步步为营的渐染，正如老子所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变革的精神应该是猛烈的，但变革的方式必须是温和的。
第六章 旧制度下的种种行政风尚
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
这座集权的城堡虽然在1789年被推翻过，但是它的基座早已深深打入法国人民的心中。
我们总能从旧制度中找到大革命后法国的投影，从官员的行为与心理，法律的作用与地位，到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大革命前的法国就像一场精致的彩排，预演着新制度下即将发生的一切。
其实整个历史也是如此，人们总是不断重复过去的一切，却以为自己走在全新的路上，如果不能把过去作为未来的借鉴，未来就只能沦为过去的重播。
那个时代的行政官员与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二致，在两者之间，仿佛并没有存在过将时代分割的大革命分水岭。
统治者如此，被统治者也是如此，立法对于人们精神的影响从来没有这样明显过。
在1773年的一份判决中，御前会议承认：“无休无止的行政手续会让人民怨声载道，虽然他们的怨言无比正当，但是手续又是绝对必需的。”
我原以为只有今天的政府官员才热衷于各种统计，但事实上我错了。
旧制度末期，总督经常会收到由总督代理和教区理事填写的小型报表。
今天的专区区长与市长也会以这种方式来获得同样的情报，两者同样都很详尽，也同样都很不确切。
政府的官员几乎都是资产阶级，他们有着特有的精神、传统、道德、荣誉感和自尊心，他们已经构成一个新兴的贵族阶级，他们生机勃勃地发展，只等大革命赶走一切绊脚石后，让自己占据舞台中心的机会。
总而言之，政府不希望公民用任何方式在任何程度上影响政府，它宁可被孤立，也不愿接受竞争。
但是，压迫不能太过，大棒子举起后必须给法国人几块糖，让他们暂时忘却所受的奴役。为了这个目的，政府在宗教、哲学、道德乃至政治种种普遍的、抽象的理论讨论上，给予了民众极其充分的言论自由。政府的底线是绝不能恶意评论哪怕最基层的芝麻官，只要不触犯这条线，即使攻击社会当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甚至讨论上帝的问题，政府都能忍受，因为它认为那种事与它无关。
可见，法律条文强硬严酷，看似缜密，但一旦执行就原形毕露，漏洞百出这是旧制度最大的特点。谁想靠当时的法律文本来判断那个时代，肯定会得出一个荒谬可笑的结论。
他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尊重法律的：当他们需要用另一条法律来帮助自己钻法律空子的时候。
的确，绝大多数人对当局还是全面服从的，但他们的服从并非出于自身对规则的尊重，而仅仅是一种习惯而已。所以只需要一点点情绪的波动，人民就很容易被暴力影响，这个时候，政府也会抬出暴力和专权的武器来镇压人民。
绝大多数法国人相信，只有政府才能确保公共秩序：普通人害怕骑警队，而资产阶级信任骑警队。
当时的法国不是不重视法律，相反，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法律的颁布、更改与废止。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过于频繁的法律变动导致人民和执法者无所适从，而数量冗杂、相互又缺乏严密体系的法律也让钻空子变得十分容易。于是，法律被无视和扭曲，再也没有人尊重它。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我们很少破坏法律，只是喜欢按自己的意愿扭曲法律。
第七章 巴黎为什么能压倒外省，成为法国的全部
首都的优势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脑袋太大，身体肯定会支撑不住，最后崩溃。
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权力，是大革命40年来所有政权不断垮台更迭的重要原因。
大革命之前的200年，巴黎的权势一直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吞噬着整个法国。到18世纪末，巴黎终于成为法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全部。与此同时，随着巴黎制造业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人聚集到巴黎。
谁成为巴黎的主人，谁就能成为法兰西的主人。但没有人意识到，巴黎的新主人即将诞生。
首都政治优势的唯一来源，是国家政府的性质。
“首都的优势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脑袋太大，身体肯定会支撑不住，最后崩溃。如果外省变成了首都的附庸，外省居民被视为二等臣民；如果把全国最杰出的人全部吸收到首都，却不给外省居民留下发展的前途和希望，那么后果将会如何？”在米拉波看来，这是一种“暗中的革命”，它从外省抽走了显贵、富商，以及所有人才。
君主们努力将整个法国公共生活集中于巴黎城内或巴黎郊区，却不希望巴黎的规模扩大，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矛盾。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制宪议会竟然能够一举废除法国所有的省份，然后像切蛋糕一样将法国重新划分为83个区域。
就这样，巴黎终于从外部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巴黎内部也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就这样，巴黎取代了法兰西，法兰西变成了巴黎。在这里，一支军队已经悄悄汇集，在不久的将来，这支军队将成为巴黎的主人，成为法兰西的主人。
第八章 人们彼此之间变得如此相似，近乎千人一面
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的国家已经隐约可见。
不同的阶级之间正在变得越来越像。
人们彼此相似，却互不关心彼此的命运。
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封建制度逐渐没落，世袭贵族失去了政治权力，随之日益贫困化。与此同时，一部分第三等级的平民却迅速崛起，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与贵族阶层分庭抗礼。
这两个阶级的人们拥有数量巨大的财富，过着相似的生活，受过相似的教育，参加相似的社会活动，逐渐变成一群相似的人——却永远无法变成同一种人。相反，他们相互之间陷入前所未有的冷漠和敌视中。
相似的背后隐藏着相异，这群几乎一模一样的人又彼此划分为许多个小群落，每一个小群落都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人们只在意自己的利益，毫不关心整个群体的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的社会体系会在一场革命面前瞬间崩塌。这场动荡同时也消灭了小群落之间的围墙，我已经看到了法国社会正在融合成紧密一致的社会。它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社会都更统一协调，也更冰冷。
1775年，一位贵族曾悲伤地写下这样一句话：“尽管享有特权，贵族每天都在破产、消亡，第三等级却占有财富。”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类社会就像人的身体，除了内脏、肌肉、骨骼这些看得见的器官之外，还有一种看不见的生命力量，器官决定着生命的运行方式，而生命力量决定生命是否存在。
当生命之火熄灭，即使器官依然健壮，它也免不了走向衰亡。而法国贵族得以存在能够依赖的生命力量，早已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而消散了。
在18世纪末，资产阶级的行为举止还和正统贵族有着细微的差异，毕竟一个人的修养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塑造起来，但是从本质上来看，这些身居社会中上层的精英阶层已经完全一致了：他们的思想相同，习惯相同，爱好相同，从事的娱乐相同，阅读的书籍也相同，当然，他们的语言也相同。
我相信，在当时欧洲的其他国家，贵族和资产阶级很难拥有如此高度的一致性，即使是在各阶层都被共同利益捆绑的英国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
因为，自由的政治体制之下，尽管各阶层公民之间的命运相互关联、相互依附，但他们彼此之间绝不可能相等。相反，只有在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下人们才能彼此相似，却互不关心彼此的命运。
这是专制政体导致的必然。
第九章 如此相似的人却相互孤立，彼此漠不关心
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在公共生活领域的联系从此被割裂，他们再也没有联手合作的需求和机会。
有很多方法能把所有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异彰显出来，而税收不平等是其中危害最大的方法。
资产阶级内部的每个小团体全部变成了一群闭关自守的自私自利者，几乎不再关心城市的整体利益。
高度集权下的法国，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然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一天天拉大。资产阶级与贵族阶层早已分道扬镳，他们与底层人民之间也变得形同陌路，甚至各阶层内部都被分割成许多小团体，彼此之间相互孤立。
没有人再去关心公共事务和国家利益，每个人都退回自己的孤岛，双眼紧紧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样的民族，终将变为一盘散沙。
贵族阶层的根源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所有首领，因此在最早的时候，贵族阶层就是这个国家的掌权阶层，把控着国家的统治权力。进入中世纪之后，贵族从一种职权变成一种血统，一种出身。
在每一个封建制度确立的国家，贵族最后都会变成一种血统，只有在英国，贵族阶层又重新变回掌权阶层。
英国是唯一一个将血统制度摧毁的国家。
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变革。如果你想知道唯血统论的思想是否已经在当地彻底被消灭，你只需要考察一下当地的婚姻状况。只有通过这些特征的考察，你才能得出带有决定性的结论。
这就是为什么说虽然资产阶级和贵族是如此相似，但彼此之间反而更加隔离：因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可能融合在一起的团体，相似性越高，相互之间的斥力就越大。
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到的不平等比真正的不平等更能激起人们的不满。
有很多方法能把所有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异彰显出来，而税收不平等是其中危害最大的方法。因为除了不平等之外，它还会制造孤立，并且在不平等和孤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因为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所缴纳的不同等额度的税款，相当于划在两个阶层之间的楚河汉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界线双方各自的身份。在这种划分下，每个拥有特权的人都会明显感觉到与自己利害相关的特权，于是更加刻意地让自己与其他阶层的人保持距离，甚至努力拉大距离。
英国的贵族之所以没有和资产阶级产生强烈冲突，反而紧密联结，绝不是因为伯克所说的“开放性”，其主要原因是英国贵族形象具有模糊性，贵族与非贵族的界限不明确；英国贵族真正的开放性不在于人们能够进入贵族阶级，而在于人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进入了贵族阶级。所以，每一个徘徊在贵族圈边缘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贵族的一部分，都能与英国的贵族政府利益一致，当然也会从贵族的权势中分享某些荣誉和利益。
在法国却不一样，尽管法国贵族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具体差异很容易弥补，但贵族与其他阶级的城墙始终存在，且牢固而明显。城墙内的人拥有光彩照人的标志，却被城墙外的非贵族所憎恨。
正如一位同时代的人所说：“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从国王那里弄到一官半职。”所以，在对官职的热忱上，今天的法国人与过去并无不同，最大的不同只是在获得官职的方式上：当时的人花钱向政府购买官职，而今天的人则通过将自己交付给政府的方式获得政府授予的官职。
就是在这种鸡毛蒜皮的摩擦中，法国人的虚荣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却遗忘了公民正当的自豪感。在16世纪，尽管各种行会组织早已存在，但其成员在处理好他们各自联合会的事务以外，还会和其他人联起手来，共同照管城市的普遍利益。可是到18世纪，他们全部变成了一群闭关自守的自私自利者，几乎不再关心城市的整体利益，只是派委托人象征性地打理一下公共事务。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每个小团体共同的想法。
这就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地方，人们彼此隔离，却又变得如此相似，只要变换一下他们所处的位置，你就再也认不出他们。
而且，如果深人探究他们的思想你会发现，即使是在最自私的小团体中他们也知道这种分隔并不符合公共利益，也不符合常理，而且从理论上说，他们已经向往统一。
换句话说，只要任何人都不享受特殊，他们是愿意融合为一个整体的。
第十章 自由的消逝与各阶级的分离注定了旧制度的灭亡
因为自由的社会和对自由政治的渴望迫使他们始终相互往来，以便必要时取得一致。
正是这种只向国民要钱却拒绝给予自由的行为，促使全国各阶级彼此分离。
随着专制制度日益强化，法国人民逐渐丧失了自由。与此同时，国王们对金钱的渴望却达到顶峰，想尽一切办法从国民身上压榨财富。更可怕的是，不同阶层各自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们所面对的压榨是不同的，而底层平民无疑受到最严重的压迫。
这一切都促使各个阶层彼此离心离德，各自为战。唯有监督与制衡能让国王收敛贪婪，唯有平等能让大众离开孤岛，唯有自由能让所有人凝聚在一起。
假如英国人从中世纪开始就像我们一样完全失去政治自由，那么英国的贵族也很有可能会像我们一样相互分离，各阶层之间相互攻讦，然后贵族阶层会和人民分离，孤立地保存着自己的血统。
幸好这些不会发生，因为自由的社会和对自由政治的渴望迫使他们始终相互往来，以便必要时取得一致。
有意思的是，尽管英国贵族的野心是有目共睹的，但在这种野心的驱使下，他们竟然能在必要时和其他阶层保持友好，并假装跟其他阶层和衷共济。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各阶层的税负已经实现普遍平等，即便有不平等，也是为了保障贫苦阶层的利益。在英国，享受税收特权的人是穷人，而法国却是富人在享受特权；在英国，贵族承担最沉重的公共负担，以便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法国的贵族直到灭亡仍保持免税权，作为失去统治权的补偿。
14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似乎都认同一句格言：“没有纳税人的同意就不得征税。”对于这句格言，人们最普遍的理解是：违反它就等于实行暴政，恪守它就等于服从法律。
就这样，税收不平等日益加剧，进一步导致各阶级之间彼此分离、孤立，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最有能力纳税的人被免税，最无能力纳税的人却必须缴税。当税收以此为宗旨时，就必然导致最可怕的后果——富人免税穷人缴税。
只有仔细研究旧制度的行政和财政史的人才知道，即使是一个温和的政府，如果失去了监督和权力的制衡，并且摆脱了对革命的恐惧，在对金钱的极度渴求之下它会做出多么粗暴而可耻的事情。
如果一个普通公民敢用路易十四支配国家财产的方式来支配自己的个人财产，那么他就逃脱不了牢狱之灾。
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你深入透视我们的国家机构：假如你发现某个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只能依靠加剧其弊端而维持下来的中世纪旧机构，或者你遇到某种有害的新机构，再深入挖掘下去，你会发现这些机构的存在只是为了应付某一项突发奇想的财政措施，它们当初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到后来却转变为制度。而这些权力机构，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存在的。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可以发现整个城市体系是怎样被搞乱的——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敛财。
正是出于这种对金钱的极度渴望，又不愿向三级会议索取的心理，卖官爵制度应运而生。
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在那几次极少数被召开的三级会议上，反对这些机构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会议曾多次指出，国家所有流弊的根源就在于国王窃取权力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这么说还是客气，如果用15世纪的话语体系，国王这种行为属于窃取了“未经三个等级同意和商议而以人民的血汗自肥的权利”。
是的，三级会议关注的不仅是自身的权利，还强烈要求人们尊重各省与城市的权利，在每次会议上，我们都可以听到发自内心的平等呼声。
几个世纪以来，三级会议从来没有放弃过要求废弃行会管事会制度的努力，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卖官鬻爵制的猛烈抨击。它们认为：“谁出售官爵，谁就出卖正义，没有比这更可耻的行为了。”
法国人的心理很有趣，只要政府不至于太暴虐，他们能够耐心忍受一般的专制，但是他们不愿意直接面对这种专制。因此，在人民和专制之间设置一道帷幕，这样虽不能消解专制，但至少能让法国人看不到。
精神自由与政治自由同等重要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之所以会发生一场暴烈的大革命，而没有实现英国那种改良式改革，原因就在于法国只有精神自由，而没有政治自由。
何谓自由？即个人财产、言论、精神独立不受侵犯。托克维尔认为，在当时的法国社会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主要有两类：一是贵族，二是教士。
精神上的自由和政治上的非自由，激化了法国旧制度下的诸多矛盾。
第十一章 旧制度下畸形发展的自由及其对革命的影响
自由还没有死亡，而是以一种奇特的模式在夹缝中生存。
18世纪的法国人，比现在的人要好些，也要坏些。
那是一种非常规的、断断续续的自由，而且始终与特权连在一起。
即使在专制发展到巅峰的法国，自由的暗流依然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涌动，无论是贵族阶层、教士阶层、资产阶级还是司法机关，都以自己的方式保留着自由的绿洲。事实上，只要愿意，每个阶层都有能力为自己争取到少许的自由——当然，平民阶层例外。
也正是这些有限的、畸形的自由，孕育出法国大革命的惊涛骇浪。因为热血、激情、创造力和自豪感只能在自由的浇灌下生根发芽，专制的土壤上开不出美丽的花朵。
置身于这样的时代中，你可能会觉得自由、独立这些精神已经消失，以为所有法国人都变成了百依百顺的顺民。可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政府已经习惯专断独断的运作模式，但它依然不可能控制所有人。
是的，在这个专制的牢笼中，自由还没有死亡，而以一种奇特的模式在夹缝中生存。那么，它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的国家呢？
为了敛财，政府可以大量出售官职，但与此同时，它自己也失去了任意封官免职的权力，对财富的欲望妨碍着它的另一个欲望——权力。
而中央集权的另一个障碍是特权、偏见和错误思想，尽管它们是自由的宿敌，但使大量臣民在心中保持了独立的精神，坚决反对当局滥施权力。
试想一下，一个人，不能有家室，而且只能服从一种外在的权威，唯一可以把他维系在土地上的就只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如果砍掉了这一层联系，他就等于失去了归属感，只能像一个陌路人一样生活在这块他偶然降生的地方，没有任何利益能够直接触动他。在心灵上，他只能依赖教皇；在生活上，他只能仰赖君主。教会成了他唯一的祖国，因此，他只关心什么对教会有害，什么对教会有利，除此之外的任何公共政治事件他都漠不关心。
在我研究的初期，我对教士充满偏见，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他们的敬意与日俱增。教士身上的确有缺点，他们好侵占、少宽容，无原则地维护自己的特殊权利。但客观地说，那是所有行业组织所固有的缺点，任何一个群体紧密联结成团体组织的时候都免不了会出现这样的特点。
当时的法院一直在以非正规的方式干预政府，这经常使行政事务无法正常展开，很多时候这反倒成了个人自由的保障，尽管当时的法国已经成为一个专制国家，但它的司法制度保障着法国人民仍然是自由的人民——这恐怕就是“以毒攻毒”吧。
很多时候，司法习惯往往决定着民族的习惯。法国的司法程序传递给民众这样的思想：一切事务都是可以辩论的，一切决定都是可以复议的，流程必须是公开的，程序必须是严谨的——这些与奴隶性格格格不入的思想，可以看作是旧制度留给我们唯一的自由精神教育。
我还想说的是，不要通过一个人对最高权力的服从程度去判断他的为人，这是一个错误的标准。在旧制度下，无论人们怎样屈服于国王意志，他们都绝不会服从一个不合法的、有争议的、不为人尊重的政权，哪怕这个政权非常有用或者十分强权。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可耻的奴役。
综上所述，不要片面地认为旧制度下的法国就是一个充满奴役的时代，事实上，那时的人们比我们今天更加自由。
这是一种畸形的、微弱的自由，在中央集权制下，所有人都变得相似，所有个性都变得柔弱。正是这种畸形的、微弱的自由，让许多人保留了内心的特质，保留了荣誉感。而这些种子为我们培养了一大批高傲的战士、热血的天才，最终成就了伟大的法国大革命。
如果说这种非正规的畸形自由成就了法国大革命的萌芽，那么，这种自由也将会成为法国人建立自由法治国家的绊脚石。
失去自由，一切平等和公平都是无根之木，一切高贵的品质都会沦丧，最后整个民族会陷入沉沦。
第十二章 社会进步了，18世纪的法国农民却过得比13世纪还糟
18世纪的法国农民同时身处于一个孤独的环境中——比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任何人群更加孤独。
地位越是卑下，越觉得苛政难以忍受，却面临越苛刻的盘剥。
18世纪，法国社会在不断进步，农民却陷入孤独的绝境，因为他们被所有的阶层抛弃，没有人愿意聆听他们的声音，更没有人替他们说话，除了接受无休止的索取，他们的存在毫无价值。最后，当这些沉默的孤独者爆发的时候，整个法国为之天翻地覆。
平民阶层是社会的基石，这是一股能够摧毁一切的力量，只要还有人在为他们寻找出路，这股力量就会永远潜伏；但如果被逼入绝境，平民的愤怒就会像火山爆发，不可遏制。
应该说，18世纪的法国农民身处于一个不错的环境中：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自己的土地，不再有封建地主欺凌他们，也很少被政府的强暴行为波及。
但是，18世纪的法国农民同时身处于一个孤独的环境中——比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任何人群更加孤独。其他所有阶级的人都离他们而去，所有人都忽视他们的存在，他们成了一群被遗忘者。
18世纪的农民就是这样一个被抛弃的阶级，既没人剥削它，也没人领导它。
那个时候，农村居民身上所承担的封建压迫已经在无形中撤销或减轻了，但是，依然有些新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这些新负担或许比之前的更加沉重。农民不用再承受其先辈所承受过的苦难，但他们重新背负起一些其先辈闻所未闻的痛苦。
其中一个重要的负担就是军役税，众所周知，在短短两个世纪中，军役税增加了整整10倍，这一切的背后，几乎全是农民的血汗。
地位越是卑下，越觉得苛政难以忍受，却越面临苛刻的盘剥。
一位经济学派人士解释道：“除了下层平民，对于其他人来说，士兵微薄的军饷、简陋的吃住条件和彻底的依附性都显得太过于严酷，令人无法承受。”
使农民陷入这种境地的根本原因，正是农民和其他阶层的彻底隔离。
在旧制度法国，事实就是如此残酷。在上流社会之间，他们是彬彬有礼，举止有节的，可是一旦面对下层平民尤其是农民的时候，他们立刻会换上一张冷酷的嘴脸，下手毫不留情。
他们身处技术大爆炸的时代，自己却身无长技；他们身处知识急剧膨胀的时代，自己却尚未开化。他们和所有的法国人一样聪慧、敏捷，却不懂得如何使用这些优点，他们唯一能够赖以为生的只有种地，可他们却连地都种不好！“在我眼前看到的是10世纪的农业”，这是英国一位著名农学家的评论。看来他们除了服兵役上战场之外，真的一无是处，至少在军队里，他们还能或多或少地与其他阶层保持必要的联系。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农民，被禁锢在与世隔绝的深渊中，贫瘠、孤立，被世界无视。
伟大的法兰西曾一度雄踞欧洲之冠，却在瞬间变成一堆废墟，无数人为此感到惊诧，但如果熟读法兰西的历史，你就不难理解它的衰亡。我刚刚描述的几乎一切罪恶、一切错误、一切致命的偏见，其产生、持续、发展的根源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多数国王对各阶层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手腕。
但是，当资产阶级与贵族彻底割裂，他们与农民之间也彻底割裂，甚至每个阶级内部也被割裂为互无联系的小集团后，整个国家就再也没有力量可言。的确，政府因此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因为整个被割裂的社会已经组织不起力量去制约它，但是，当政府陷入危机的时候，也一样组织不起力量去援助它。最后，一旦王国大厦的根基动摇，这座宏伟的空中楼阁便瞬间崩塌。
最后，真正获利的仿佛只有平民阶层，他们从他们所有主子的过错和失误中打开了一条新的出路。但是，即使他们从身份上摆脱了主人的奴役，但从精神上，他们根本无法摆脱几百年来被灌输的种种错误思想、罪恶习俗和不良倾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人民行使自由权时，竟然会像个奴隶一样分不清是非好歹，他们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野蛮地对待那些教会自己思考、教会自己反抗的人。
倾听底层的声音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受到更少的压迫和欺凌，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的生活改善了许多。
但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这些农民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压迫：“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托克维尔指出，当时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农村陷入一种荒芜状态。
底层永远是最沉默的群体，但他们其实并不愿意沉默，他们只是失去了倾听者和话语权。但他们不会永远沉默——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发言。
微观卷 大革命缘起之社会民情风尚诱因
第一章 18世纪中期，文人变为国家首要政治家的原因及其后果
当其他的种种自由只能掩埋于废墟中，我们至少还保留了一种自由，即几乎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哲学思辨，不受限制地讨论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以及人类所应该拥有的原始权利。
18世纪中叶，法国社会没有政治自由，文人对政治知之甚少，不但自己没有作为，也看不到别人的作为。他们看到社会上等级分明，压迫严重，特权泛滥，就自头脑中衍生出“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他们绘制了新的蓝图，想要重建一个理想中的社会，大力反对和批判一切旧的事物和传统。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蓝图仅仅存在于自己的大脑中，而没有实践的支撑。
这些文人中没有人有从政的经历，他们都一样地严重脱离实际，对于革命带来的破坏和如何重建社会没有过多的思考。也正因此，他们对自己的理论盲目地相信，而且始终充满热忱地向世人传播。不得不说他们是愚昧的，也正是因为同样的愚昧，法国民众对于文人可谓言听计从，衷心拥护。
毫不夸张地说，法国的作家真正关心的反而正是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甚至终日谈论它们：社会的起源及其原始形式问题、公民和政府的原始权利问题、人与人之间自然和人为的相互关系问题、习俗的谬误和合法性问题、法律各种原则本身的问题等。
在18世纪，有这样一种现象：哲学家们普遍的观念与他们所处时代作为社会基础的观念，这两者之间如同水火一样格格不入。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存在的。
当时的社会向哲学家们提供了这样的景象：荒谬而可笑的特权极度泛滥，使人们的内心感到越来越沉重，也越来越让人们认为，这种特权无须存在。哲学家们的思想正是被眼前所看到的社会景象同时推动，或者说是这种景象将哲学家们的头脑同时抛向“人类社会应当人人天生平等”的思想。
然而，当其他的种种自由只能掩埋于废墟中，我们至少还保留了一种自由，即几乎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哲学思辨，不受限制地讨论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以及人类所应该拥有的原始权利。
这样，民众的种种激情都披上了哲学的外衣，政治生活被一只强大的手臂推入文学的行列。作家也因此掌控了舆论的航向，并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最高政党领袖所能占有的地位。
在当时的法国，没有任何人有能力与作家争夺这个地位。
法兰西民族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对自身的事务并不熟悉，而且缺乏必要的经验，对国家制度深感不满却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将其改善；同时，在整个世界上，法兰西民族又是最具文学修养、最热爱聪明才智的民族。了解了这些，人们就能够理解，作家为什么能够成为法国的一种政治力量，并且最终成为首要政治家。
在英国，研究怎么治理国家的作家，与国家官员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一些人用新思想指导实践，另一些人通过具体事实来进一步修正理论。然而在法国全然不是这样。政界有两个不相往来、被分离开来的区域，仿佛是一直被划分好的。
研究过法国革命史的人会知道，那些浩如烟海的、关于如何治国的抽象著作中所表达出的同一精神，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所要遵循的依据。这种同一的精神是：对普遍的理论、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所表现出的共同兴趣，以及对现实的共同厌恶，对理论的共同信任，对政治机构中独特、新奇事物的共同爱好，并不是在某些细微处进行小修小补，而是在统一的逻辑和方案下，一举摧毁旧的社会结构的共同愿望。
第二章 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非宗教倾向占上风的原因及其对大革命特点的影响
当宗教离开人类精神，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一个人空虚软弱。相反，精神可能一时间充满感情和思想，占据宗教的位置，暂时可以使精神不致消沉。
不仅仅在宗教问题上，所有事务方面均是如此。坚守信仰的人害怕被孤立，便加入群众中来。
旧制度下的法国是政教合一的政体。在当时，基督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教义或是私人的信仰和情感的寄托，更是一种政治制度，是法国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教会也已经发展成为法国社会的一个特权阶级，所以，教会的存在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
在当时的旧制度中已经产生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变革力量，这种力量促进并实现了整个法国社会的大变革，并通过一种普遍的价值传播到整个欧洲。这类似于宗教改革时期思想的传播方式。
虽然在18世纪晚期，法国人称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菲尔奈教长”，在大革命中，许多人还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奉为《圣经》，但这不过是宗教的外衣。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披着宗教革命外衣的政治革命。
一般来说，18世纪，基督教已失去了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势力，但是在大部分国家，基督教并没有遭受猛烈攻击，有些放弃信仰的人还恋恋不舍。非宗教潮流只在君主和知识分子中传播，在第三等级的人民之中并不流行；无神论还只是小部分人的偏好，并非共同意见。
绝对无信仰是违反人类天性的，会使我们的灵魂陷入痛苦，但对群众似乎有吸引力。曾经缺乏信仰只产生某种病态的萎靡不振，现在却变成狂热和传道的精神根源。
教会用教法阻碍作家们树立的世俗政府治理原则。教会靠传统管理，作家则视一切传统权威上的制度；教会认为存在一种超越理性的权威，作家则只信赖理性；教会建立在等级制之上，作家却坚持阶级平等。
若想和睦相处，双方只能承认二者性质不同，应该政教分离，但在当时，这是不可能的，为了推翻政治制度，必须摧毁教会，教会乃是法国国家制度的基础。
教会曾经凌驾于王权之上，后来平起平坐，最后则沦落为君王庇护的对象：君主与教会的契约是，君主向教会提供保护，教会赋予君主名义上的合法性，君主命令臣民信教，教会要求信徒忠君。当革命时代临近时，这是一笔危险的交易，对于一个建立在信仰而非强权之上的势力来说，这永远是不利的。
对反对教会者的宽容，并未减少他们攻击的力度，反而刺激反对的力量进一步增长。有时，压制作家，可以阻滞思想启蒙运动，另一些时候却可能加速启蒙运动。但法国当时出版界实行的警察制度，只能成倍地扩大反对者的力量。
渐渐的，对宗教的尊奉深入到民众中受损的人群中。随着革命恐怖的出现法国反宗教的情绪消失了，或至少掩藏起来。
旧制度垮台时的场景完全不同与此。我们完全忘掉了人类重大事务的经验教训，我们对宗教在帝国治理中的作用一无所知，因此反宗教的思想，首先在那些迫切要求恢复国家秩序的人群中确立。他们不仅欢迎非宗教，而且盲目地向大众传播，他们将对宗教的不虔诚视作百无聊赖中的消遣。
如果说大革命中的法国人不如我们对宗教虔信，他们至少还有我们没有的令人赞美的信仰：他们相信他们自己。他们不怀疑人的完美和力量，忠实于人的荣誉，相信人的美德。他们将这种高傲的自信心化作自身力量。
诚然，这常常导致错误，但没有它，人民只能接受奴役。他们从不怀疑自己的使命，坚持改造社会，树立新生。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产生类似宗教的某些巨大效果。这种精神使人们摆脱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胸襟开阔，不斤斤计较且大公无私。
我深入地研究历史，我敢肯定：我从未遇见这样的革命，它从一开始就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赤诚的爱国主义，大公无私的胸怀以及真正的伟大。
第三章 法国人为什么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只欣赏利益和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
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之外的东西，就只配接受奴役的命运。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人民并不是真正地热爱自由，他们热爱的不过是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他们真正痛恨的并不是其依附的主子，而是主人对他们的压迫。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法国大革命闹得如此激烈，革命之后的自由政府建立得如此频繁，却始终没能出现像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那样的约束王权的法律文件，也没有培养出真正热爱自由的传统。
从革命的首要领导者——知识分子的各类演说和著作中，可以看到，革命的关键不在于摧毁政权，而在于改变政权。人们确实向往自由，也对旧制度被彻底摧毁后的社会做了很多的设想，偏偏这些设想都是与自由制度对立的。
旧政府进行的一些谨小慎微的改革让人们尝到了甜头，使得他们在公共繁荣中厌倦自由，唯恐反抗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真正自由的政府在大革命之后的60年内不断地被人民推翻，最终专制政府建立才让法国人民得到暂时满足。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所有大革命前产生的思想舆论中，严格意义上的公民自由思想，是最后一个出现却第一个消失的。
所以，关键不在于摧毁专制政权，而在转变政权。梅西埃·德·拉·里维埃说道：“国家必须有序而治，当国家这样做时，它应有绝对的权力。”另一个人说：“明确国家职责，然后给它自由。”从魁奈到博多修院院长，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有同样的想法。
名为民主实为独裁的特殊专制形式，中世纪闻所未闻，经济学派却已经熟悉。社会中不存在等级和阶级之分，没有一成不变的阶级地位；人民由彼此类似、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这个混合的群体是公认的合法主宰，却失去了监督和领导政府的一切权力。
独一无二的代理人，高高在上，以人民的名义处理一切事务，却不必征求人民的意见。赋权的，是无组织的公共理性；约束他的，则是革命而不是法律。
在法律上，他是听命于人的公仆；在事实上，他才是主人。
在中国，专制君主公正有效，每年躬耕示范，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哲学成为宗教，文人被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人们以为我们今天所谓的“社会主义”的那些破坏性理论是最近才产生的，而这是一个错误：它与经济学派属同一时代。当经济学派幻想靠国家改变社会时，另一些人则一心想利用同一政权形式，毁灭社会的基础。
我想，从那时起，大革命已经不可避免，旧制度将玉石俱焚。人民的充分准备，亲力亲为，全面参与，才能毁掉旧制度的一切。专制君主本可以扮演谨小慎微的改革家的角色。大革命摧毁妨碍自由的制度、思想、习俗，它也废除自由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当我考虑到这一点，我便倾向于认为，若由一个专制的君主革命，我们有朝一日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若由民众自发革命，我们不可能变成一个自由民族。
在法国人的理想社会中，他们有这样的设想：只承认人民的存在，除了公务员贵族之外，不存在其他的贵族；只有一个唯一的政府，它拥有无限的权力，唯独它能够领导国家，保护个人。这样，他们既想要自由，又丝毫不愿抛开这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国家，他们只是试图将其与自由的概念尽量调和在一起。
于是，他们建立了中央集权下的无限政府和占有优势地位的立法团结合的制度：官僚制度和民选政府。国民只是以整体拥有一切主权，公民作为个人却被限制在最狭隘的依附地位：作为国民，要求人们具有自由者的阅历和品德；作为公民，则要求具有忠顺服从的品质。
将政治自由引人截然对立的制度和思想（人们对这些制度和思想习以为常或偏爱），60年来，自由政府的屡试屡败，结果招致大革命的危害。最终，多数法国人终于心灰意懒，决意抛弃自由，回到起点，归结于一点：无论如何，如果只有一个主人，平等地生活还能尝到一点甜头。
人们表面上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的压迫。为自由而生的民族，憎恨的是依附的主人而已。
我不相信真正的爱自由是源于物质利益，这种看法常常使人模糊：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总会带来富裕、利益、财富。但实际上，有时自由让人暂时不能享受福利；另一些时候，唯有专制才能让人获得短暂的满足。只欣赏利益和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历史上，有些人从来依恋自由，但这种依恋出于自由本身的魅力，与其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真理的统治下，无拘无束地说话、做事、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之外的东西，就只配接受奴役的命运。
某些民族对自由孜孜以求、不畏艰难。他们爱自由，并非因自由的物质利益。在他们眼里，自由是珍贵、必需的福祉，一旦失去自由，便无以抵偿，而获得自由，便宠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荣中厌倦自由，任凭他人夺走自由，唯忍反抗会损害自由赐予的福利。
真正的自由应当是毫无附加条件的
这样的民族注定是可悲又可恨的。面对自由主义者，他们会问：“自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托克维尔的这句话是最好的回答。
第四章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这个民族要动起来了！这并不是一时的回光返照，也不是躯体的片刻复苏，而是一种新的精神带来的强力推动——旧的一切即将解体，新的一切即将进驻。
在所有注定会为社会机器运作造成阻碍的因素之下掩藏着两种极为简单而强大的推动力：一个是虽强大有力却不再实行专制的政府；一个是已经脱胎为欧洲大陆最开明而自由的民族。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法国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就开始进行角色转换，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让法国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
尽管法国政府很努力地想为人民做点事，但是它仍不能除去专制政府所特有的弊端。民众始终没有政治上的自由，而他们又注重追逐经济利益。政府不断向民众索取利益，不断将各种沉重而繁杂的捐税加在农民身上，贵族等特权阶级却可以免税，资本家也可以购买官爵来获得免税资格，这样农民与资本家、资本家与贵族之间互相分离并且矛盾重重。所以，农民虽然享有自由，可以蓄积财产，但这种自由是病态的，蓄积的财产得不到保障，一场革命势在必行。
其实，在大革命爆发前的三四十年里，法国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丝似有若无的震动，若非细心观察很难窥见。渐渐的，这种震动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并不断向外扩大，速度也不断加快，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个民族要动起来了！这并不是一时的回光返照，也不是躯体的片刻复苏，而是一种新的精神带来的强力推动——旧的一切即将解体，新的一切即将进驻。
若有心深究，你就会发现，在所有注定会为社会机器运作造成阻碍的因素之下掩藏着两种极为简单而强大的推动力：一个是虽强大有力却不再实行专制的政府；一个是已经脱胎为欧洲大陆最开明而自由的民族，这个民族中的每个人都能自由自主地发财致富，并无须担心已取得的财富。不要怀疑，仅仅这两种动力就足够保证整部机器的性能良好，从而全力朝着公共繁荣的目标运转。
有一种观点把人民的伟大和社会的强盛一概归因于法律机制的完善，这真是一种再肤浅不过的观点。要知道，一台机器的运转，不光靠每个零件的完美程度，更在于发动机的力量。拿英国来说，他们的行政法直到今天依然是非常复杂而不规则的，但是放眼欧洲，又有哪个国家比英国拥有更多的公共财产？又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比英国人民有着范围更广、更可靠，也更多样化的私有财产？更不用说社会的牢固程度和富庶程度了。而英国之所以拥有傲人的发展，这一切原因并不在于有着多么优良的法律，而在于推动整个英国立法的精神。要知道，生命是强大有力的，某些器官的不完善并不能摧毁整个生命。
法国社会的物质文明越是发展，越是繁荣，精神层面就越是不稳定：公众的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制度的仇恨也在增长。整个法兰西民族内心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他们在强烈地呼唤着两个字——革命。
历史上有着很多类似的景象，一直默默忍受着沉重枷锁的人民，一旦枷锁稍稍减轻，他们就会猛力地将它摘下、抛弃。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政府，尤其是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在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任何社会中，贪财者、食利者、商人、工业家、批发商通常会结合在一起，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心理和作为：敌视新政策、热爱现存政府、顺从所厌恶的法律，等等。不过，在法国这场革命中，这个阶级却表现得最积极，并且最坚决，对整个财政系统的革命是他们最急迫的。
不健全的社会发展是危险的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和政府绩效都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但当时的社会存在三种最主要的弊端：一是以官僚权威主义代表的行政集权；二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三是以实用主义为主的意识形态。正是这些端和不健全的社会发展将政府推向危险的边缘，也将路易十六推上了断头台。
第五章 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劳动权是一切财产中最神圣的财产，一切有损劳动权的法律都是对自然权利的违背，都是无效的法律；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古怪而暴虐的制度，是利己、贪婪、强暴的产物。
当内心保持平静时，他们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温和、最仁慈、最驯良的民族；当猛烈的激情爆发时，他们就会瞬间变成最野蛮最狂暴的民族。
从法国历史中，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农奴从来没有想过策划一场大革命彻底推翻整个奴隶体制？
在法国，有“革命”这种大胆想法的只可能是自由民。更加自由的制度确实提高了生产力，最终却变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说道：“原本可以用来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土地被平均分给5~6个孩子，这些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此后完全无法依靠土地生存。”这又变成经典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自由的土地政策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更多的粮食也孕育了更多的人口，可是土地并没有增加，大量没饭吃的年轻人最终要走上街头。封建制的保护功能萎缩，但束缚功能仍在。贵族的旧义务随旧权力而去，但仍保留了特权。
他们想用种种耸人听闻的辞令让人们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政府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枷锁。
“劳动权是一切财产中最神圣的财产；一切有损劳动权的法律都是对自然权利的违背，都是无效的法律；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古怪而暴虐的制度，是利己、贪婪、强暴的产物。”
路易十六的想法过于美好，他想要保卫人民免遭无衣无食之苦，但又不敢彻底得罪他自身所在的特权阶级。他没想到的是，在这特殊的饥荒年月，这样的做法并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反而是有意在刺激民愤。
在当时的法国，当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命运时，并没有想到他们有朝一日会对穷人感到畏惧；当他们为改变穷人的命运做努力时，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穷人会将他们彻底毁灭。
那些委员们只顾着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忽略了对法国人性格的了解：当内心保持平静时，他们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温和、最仁慈、最驯良的民族；当猛烈的激情爆发时，他们就会瞬间变成最野蛮、最狂暴的民族，想想法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扎克雷起义、铅锤党人和十六人委员会吧，你就会得到一丝的启示：他们是在酝酿灾祸。
很多人会拿16世纪的宗教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作比较，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十分明显的差别：宗教革命中，上层阶级投身于宗教革命多数是出于自身的野心或贪欲，而人民参与革命却是出于单纯的信仰；法国大革命恰恰相反，那些有教养的上层阶级受到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召，愤然投身革命，而人民却是在深刻仇恨和想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驱使下开始革命的。前者用热情点燃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并给后者的怒火和贪欲以强有力的武装。
相对剥夺更容易失去控制
所谓“相对剥夺”，就是指当个人将其处境与参照群体中的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从而产生不满情绪。
第六章 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一个充满暴力和冒险的时代正在靠近，那是一个蕴藏着危机与无限可能的时代，到那时，没有什么旧事物值得尊重，没有什么新事物不能尝试。
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许多可行而易操作的形式，革命政府取用之时又加进了它特殊的残忍。
我们可以看到，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大部分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曾致力于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蔑视，等等。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像托克维尔这样，窥见大革命过程中的这些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蔑视的内在，其实大革命中这些为人指摘之处都源自法国政府多年的“教导”。
在当时的法国社会，对农民的同情和对农民的鄙视一起公然出现在政府的公报和上层阶级的语言中是屡见不鲜的事。这是指引农民迈向革命的第一种教育。它描述了农民遭受的艰难处境，并为农民提供了一条看起来可行的出路，与此同时，却又把自己同农民隔绝开来。
旧制度以社会公义为名，建立了一整套践踏个人权利并以暴力解决争端的政治程序与机器，大革命不过是将这套机器加以利用而已。
每个所有者从这些切身的经历中清楚地感受到：在公共利益面前，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就只有放弃个人权利一途。当时的政府和人民都时刻牢记这一理论，所不同的是，政府将这个理论应用于他人，从而为自己谋利。
革命是最彻底的改革
路易十六的一系列改革使人民的负担越来越少，也正是在这种充满矛盾的统治中，人民接收到了新的信息：没有什么旧事物值得尊重，也没有什么新事物不能尝试。
难怪托克维尔会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第七章 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改革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其结果如何
它们秉着想要改善一切的热情，希望能够一举变革旧的一切，迎来新的生活。殊不知，积年沉疴匡正不易，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
命运车轮始终被同一些人用同一种方式推动着前进，车上坐着的是谁又有什么关系？他们的工作不是为了某一个特定的人，而是为了自己和整个社会。
从历史经验上看，面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人们首先会要求改革，毕竟从社会代价来看，改革永远比革命付出得少。不过，一旦改革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人们会愤而走向革命，这就是当时的法国选择革命的原因。
路易十六进行的改革，既不彻底又不坚定，还时常反复，让法国人民陷入一种慌乱而不安的情绪中，这种情绪一旦扩大，后果必定是摧毁性的。
任何只是开个头就没有继承措施的改革是最危险的。所以，当一个政府开始改革的时候，最好制定一个改革时间表并公布于众，将改革的洪流纳入制度的河道里，让其顺利地奔腾，又不会有泛滥的危险。
每个所有者从这些切身的经历中清楚地感受到：在公共利益面前，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就只有放弃个人权利一途。当时的政府和人民都时刻牢记这一理论，所不同的是，政府将这个理论应用于他人，从而为自己谋利。
新立法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性，它必须在同一个时间，以近乎同一种方式向各地推行，旧有的惯例和各省的情况并不在它的考虑范围之内。到此处，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行将就木的旧政府已经表现出很多中央集权制的特性。
然而有一点不可忽略，那就是习俗在政治机构中所起的作用：人们长期以来沿用的、模糊的、复杂的法律，要比这新出台的、看上去更为简化的法律用起来更顺手、更容易。
新法律中还隐藏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它设立的权力都属于集体权力。这也使得整套法律从一开始就难以执行。
一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旧君主制度下的两种制度：一种是行政权力交由个人处理，无须议会的协助；另一种是如果议会存在，行政权力就不能委托给任何个人，我们可以在三级会议省以及某些大城市里看到类似的情景。在那里，议会统治和监督各类行政部门，并亲自治理大小事务，或任命临时委员会协助治理。
一直以来，政府在法国社会占据重要的位置。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国社会的个人或团体都与政府有着不可剥离的利益关系，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政府受到损害，他们自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损害。在每个人心里，政府是人民的衣食父母，是社会福利的保障，是社会安定的维护者。政府的存在是个人事业成功的保证，是各行各业良好运营的可能。
但是这个新政府似乎并没有带给人们这种安全感，它表现出的种种软弱无能，以及它自身的弊端，都让人们感到惶惶不安。
新政府的弊端在农村尤为突出。新政府的出现一下子打乱了农村的权力秩序，也改变了人们的相对地位，使各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冲突出现前所未有的激烈战况。
这场对行政规则的大规模革新在政治革命开始之前突然到来，迫使人们放弃了许多旧的习惯，也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革命埋下了种子。今天，法国人民已经忘记了这场变革，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它是法兰西民族历史上空前的动荡之一。
我们可以这样形容：每次革命虽然砍掉了政府的脑袋，却让政府的躯体完好无损地存活着。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风云变幻的革命中，每个人依然循着自己熟悉的步调，继续进行着各种未完的事务。同样的行政官员仍然执行着同样的职能，虽然他们时而以国王的名义，时而以共和国的名义，时而以皇帝的名义进行审判和履行职责。
整个国家处于一片失衡的混乱中，这时，只要轻轻一击，它便会如风中的落叶般狂抖，这才是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动荡。
不能忽视改革的风险性
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中，人们看到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往上爬；金钱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
专制制度从本质上支持和助长了这种感情。
政治权力斗争的公开化引来人民的不信任，带来了革命的危机；不注重个体权利，崇尚为伟大理想、为公义牺牲自我利益的教育充满了革命性，在受教育者心中孕育了革命的种子。所以，说路易十六的行政改革是政治革命的先导，一点不为过。
第八章 大革命如何从以往事物中自动产生
对不平等的仇恨是一种猛烈的、难以遏制的感情，只要社会中有不平等存在，这种仇恨就不会消失，反而会越积越深。
最先征服人心的是对平等的热爱，这种热爱始终存于人们的心中，与那些最珍贵的感情并驾齐驱。
法国的国情有着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特殊性。如果同英国的社会现状相似，那么法国人也能够在不废除旧制度的前提下，仅仅是通过温和的变革来逐渐改变体制。但是，法国的情况太过特殊。
整个法国社会中缺少保护个体的中间组织，弱小的个体只能仰仗政府安身立命。但是，对财富的追求使人们不愿意献出精力和财产去参与公共事务，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为他们谋求福利、保障财产。在这种高度原子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紧密，他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个人利益。专制制度夺走了人们身上共同的情感、相互的需求以及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
每一天，每一个法国人都会在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残余的妨碍和伤害，而且在这些伤害中，他们根本看不到任何能够采用的“药方”，来医治这种特殊的“疾病”。面对这种破败腐朽的旧制度，法国人民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摧毁。
对不平等的仇恨是一种猛烈的、难以遏制的感情，只要社会中有不平等存在，这种仇恨就不会消失，反而会越积越深。这种有着深远渊源的感情，长久以来一直以一种持续而强大的力量催促着法国人去彻底摧毁与旧制度有关的一切，还要他们扫清障碍后，去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法国人心中的另一种感情则是对生活平等和自由的追求，这种感情的根基就不如第一种感情那么牢固。
这两种感情真诚而强烈，当它们碰撞在一起，就会融合成一种强大的激情，这种激情砥砺法兰西的人民，帮助他们勇于点燃革命的战火。
1789年是一个热情而宽容的年月，又是一个永世难忘的雄伟时期。在那些目睹和亲历了那个时代的人逝去后，我们一直都没有停止仰望它，我相信，在我们逝去之后，会有更多的人以同样崇敬的目光仰望那个时代。
但是，极度的自由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当发动革命的那代人被摧毁或被赶下台后，种种问题就会浮出水面。整整一代人都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中受到不断的挫伤，渐渐的，他们变得慌乱而软弱，这种状况在历史上常有发生。于是，我们会看到，不安的民族开始重新在迷茫中摸索自己的道路，这样就为专制政府提供了重新建立的大好机会。我们不得不承认，拿破仑是一位军事和政治上的天才，这大好的机会就是被他发现，并牢牢地抓住的。这位大革命的继续者与摧毁者最终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建立了一个新的专制国家——法兰西第一帝国。
迷惘的法兰西人民钻进制度的废墟中寻找着这套制度，因为这些制度中保留着从前那些让人们屈服的习惯、思想和欲望，人们找到它们就迫不及待地将它们复苏，向它们求助。
但是，当这套制度重新建立的时候，过去限制它的那些阻碍没有一起复苏。于是，一个比历代封建君主更强大的政权从这个民族的深处被催生出来。
从大革命到今天，法国人民对自由的追求仍然不倦，但都是轻易就会消逝的，只是反复地出现在人们的心中，像一个不可及的梦。
随着现实的变化，对自由的追求会有所不同，但是对平等的热爱有着始终不变的执着，这种执着往往近乎盲目，这种执着也使得人们能够专注于同一个目标，并乐于牺牲一切。
经过对整个事件的分析解剖，托克维尔感慨道，那些支持并且投身革命的人们一直憧憬着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崭新世界，于是，他们坚决地把与过往有关的一切都抛在这场革命的身后。谁知，他们最终发现，自己不过是在用那些废墟中的瓦砾重建他们曾经梦想的平等大厦，在大革命之后的共和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诸多旧制度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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